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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军警荷枪实弹，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一个中等身材、身着褪色棉袍的男人，被从囚车上押了下来。他头发有些乱，但眼神跟平时一模一样——温和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就在绞刑架旁边，一名摄影师举起了相机。
当局的本意，是想拍下这位共产党“要犯”临刑前的狼狈相，事后登在报纸上羞辱取笑。可照片洗出来一看，所有人都愣住了：画面中的李大钊神态自若，目光直视镜头，双手微握，棉袍皱巴巴的，胡子也没有修剪，但那股子气度，哪里像惧死的人？分明是一位站在讲台上的教授，正在用自己的举止神态来告诉同学们，什么是伟大崇高与无畏。
这张照片后来传遍了全国，刽子手原想拿来取笑，没想却拍下了国士雄风。
从被捕到就义，李大钊在狱中一共被关押了二十二天。
他写下了约两千七百字的《狱中自述》，字迹有些颤抖，毕竟受过刑，但他把一切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反复强调一起被捕的年轻人“实为爱国青年”，恳请当局“宽大处理，不事株连”，自己呢？“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读到这一段，你就会明白什么叫“置生死于度外”。他不是不怕死，而是把死这件事想明白了。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如果我的死能唤醒那些麻木的人，那我就愿意去死。这不是口号，他是真这么想的。
不过，仅凭李大钊的身份和他的影响力，并不足以解释张作霖为什么非杀他不可。如果只是打击共产党，判个无期也能达到效果。为什么偏要杀人，而且要在被捕后仅仅二十二天就秘密处决？这里面还有更深的问题值得我们追问。
很多人把张作霖下令绞死李大钊这件事，简单说成是“军阀仇视革命”，这太笼统了。
要说清楚这件事，得把1927年4月的时间线摊开来看。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被捕。同一个月，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两件事相隔不过六天，时间上的这种紧咬关系并非巧合，他们虽然在南北对峙，但在对付共产党这件事上，南北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但光用“默契”两个字还不够。
要真正理解张作霖为什么非杀李大钊不可，还得把他放到1927年春天那张错综复杂的政治棋盘上重新打量。
奉系当时虽然还撑着北京政府的门面，但底子已经虚了。
冯玉祥的国民军退守南口之后并没被打散，正靠着苏联的军火援助重新整补，潼关一线的炮管子已经对准了奉军的后腰眼。
南边的蒋介石虽然跟张作霖是死对头，但两个人中间隔着一个更深层的恐惧——他们都怕后院起火，怕自己统治区里的工农运动被共产党点燃了。在扑灭“赤化”这件事上，南北军阀不需要签什么协议，利益本身就是协议。
杀李大钊，就是张作霖在这个利益格局里走的一步棋。
而这步棋指向的对手，远比台面上看到的更复杂。
李大钊绝不仅仅是一位大学教授或普通政治活动家，他同时身兼三重要职：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秘密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更隐秘的身份则是苏联共产国际远东局驻华代表，直接影响着苏联对华援助的流向。
他书房里那只不起眼的公文包，里头装的是苏联援冯的物资清单、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北方各省党组织的联络密码。
在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眼里，李大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枢纽——只要掐断了这个枢纽，至少能同时达成三个战略目标：瘫痪冯玉祥背后的中苏联络网、打掉南方革命力量在北方的指挥中枢、斩断共产国际伸向东北的那只手。
这三条，每一条都戳在张作霖的命门上。
为什么说戳在命门上？因为奉系的权力根基是两脚分别踩在两根柱子上的——一脚踩着东三省的农业经济和旧式军队效忠体系，另一脚踩着与日本关东军的暧昧关系。
苏联人在北满经营中东铁路，把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沿着铁路线散发，在张作霖看来这就是在他炕沿底下埋炸药，而李大钊就是那个把引线攥在手里的人。张作霖从骨子里认定，杀死一个人也许灭不掉一种思想，但杀死这个组织的灵魂人物，至少能让机器停摆一阵子。这是他作为旧式军阀的直观逻辑：他理解不了意识形态那套东西，但他懂“擒贼先擒王”。
当时张作霖的处境其实很不妙。他虽然是安国军总司令，掌控着北京政府，但南方的北伐军节节逼近，背后的苏联势力又不断给他添堵——中东铁路问题、苏联支持冯玉祥国民军的问题，都让他如坐针毡。李大钊的身份太特殊了：他不仅是共产党在北方的负责人，还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重要联络人，同时又跟冯玉祥的国民军关系密切。
在张作霖看来，抓李大钊是“一箭多雕”：能给苏联一个警告，能切断北方革命力量的中枢神经，还能递给南方的蒋介石一个政治信号——咱们在对“赤化”这件事上，可以达成某种默契。
李大钊被捕后，社会各界营救的声势很大，北大校长蔡元培、教育界、文化界、甚至一些北洋元老都出面斡旋。
张作霖一度确实在杀与不杀之间犹豫过：一方面，李大钊的社会声望太高，杀了可能引发更大的动荡；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留不得。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两封电报彻底改变了局势。
一封来自蒋介石，密电张作霖，话讲得很直接：“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另一封来自张宗昌，他的语气比蒋介石还急：“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
与此同时，青年党头子曾琦也跑出来献计，极力主张“处以极刑”。
各路反共势力都把手按在了张作霖的后背上。
蒋介石催着杀李大钊，表面是“南北同心反赤”，内里还藏着更深的政治盘算。1927年4月，蒋的南京政府草创未稳，急需列强承认。清共、杀共产党大佬，是一份投向西方的政治背书，意思是：我跟苏俄和共产党一刀两断了，你们可以跟我做生意了。所以他不光在上海动手，他还需要北京同时动手——南北呼应，清共才显得是“全国共识”。
张宗昌催得比蒋介石还急，动机又有所不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当时正和冯玉祥的国民军隔着黄河对峙，李大钊在北方多活一天，苏联弹药就多一车皮，冯玉祥的兵就多一分底气，张宗昌在山东的地盘就多一分发烫。他说“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翻译成大实话就是：你不杀他，我的前线就要崩了。
至于青年党曾琦，他代表的是知识分子中那一派极端反共的力量，他们要借张作霖的刀除掉一个思想上的劲敌，而张作霖要借他们的嘴为自己的杀伐背书。
几方力量在“杀掉李大钊”这件事上，各怀各的心思，却在绞刑架下迅速合流。
这些电报实际上封死了李大钊的活路。张作霖面对北伐军的军事挤压和日本人的暧昧观望，太需要政治上的转圜空间了——杀李大钊，就是他在混沌时局中抛出去的一个筹码。杀人不仅是为了报复和威慑，更是为了向所有潜在的合作者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奉系跟苏联和共产党没有一丝一毫的勾连，只有我张作霖才能做“反赤”这道门槛上最硬的一块石头。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做了一个颇有心机的决定：不擅自下令杀人，而是把“杀不杀”的球踢给了前线将领。
将领们自然明白张作霖的心思，通电要求坚决处死李大钊。
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有了“顺应军心”的借口，不必独自承担杀人的责任。
1927年4月28日上午，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草草开场，由张作霖大元帅府军事部长何丰林任审判长，安国军军法处长颜文海任主席法官，这场审判不过七十分钟就匆匆收场，判决：死刑。
当天下午，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志士被四辆军车押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为什么不选在天桥刑场公开处决？原因很直接：张作霖心里有忌讳，他知道李大钊在民众中的声望太高，怕公开处决引发事端，便选择在京师看守所内秘密执行。
刑具是一部从国外进口的新式绞刑机，据说是从美国运来的。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使用进口绞刑架执行死刑。在此之前，中国处决犯人通用的方式是枪决或砍头。选择绞刑，本意或许是为了避免枪决的公开动静，但执行过程却几乎颠覆了人性认知的底线。
李大钊是第一个走向绞刑架的。
刑场设在看守所后院的空地上，绞架是一个长方形的铁制框架，顶端正中凸出一个刚好能卡住脖颈的小铁环，旁边连着一个金属手柄，靠绞盘逐渐收紧绳索来执行。
这种机械装置的恐怖在于：它不像砍头那样一击毙命，也不像枪决那样干脆利落，而是一点一点收紧，让受刑人在窒息中慢慢失去意识。更残忍的是，张作霖对李大钊恨意难消，特意嘱咐刽子手使用了“三绞处决法”——这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酷刑，受刑人被绞至昏死，然后松开绳索泼冷水弄醒，再绞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彻底断气。
根据史料记载，李大钊被推进铁架后，脖颈被卡在那个冰冷的铁环里，刽子手握住手柄，慢慢转动绞盘。绳索越收越紧，李大钊的面色开始发紫，舌头被绞得吐了出来，眼睛向外凸出，眼角有血渗出。
当他已经昏死过去时，刽子手松开绳索，把瘫软的李大钊从架子上拖出来，围着行刑台拽了一圈，又用冷水往他脸上猛泼，等他从窒息中苏醒过来，神志刚一恢复，又被推上绞架，开始第二次绞刑。
李大钊一共被绞了三次才最终停止了呼吸。整个过程持续了四十分钟之久——而正常的绞刑，二十分钟足够了。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当时也被关在狱中，她后来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写道：敌人对别人只施刑二十分钟，对父亲施刑却长达四十分钟。
据在场的人后来回忆，李大钊自始至终神色不变。他要求讲话，敌人蛮横地冲他脸上挥拳，堵住了他的嘴，但他在推开之前，还是大声喊出了那句话：“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色的种子撒遍各地。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讲完这句话，他就被推进了那个冰冷的铁架。
一个三十八岁的人，北京大学教授，本可以在书斋里安安静静过一辈子，却选了这么一条死路。
行刑完毕，刽子手将二十具遗体草草装入棺材，停放在宣武门外下斜街的长椿寺中，等待家属认领。
李大钊的遗体被装在一口薄板棺材里，由警察看守，就那么搁在寺院的角落，而在此之前的一天，也就是4月28日的晚上，和李大钊一同被捕的夫人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李炎华被释放了，她们回到了曾经租住的灰厂豁子朝阳里的家中，根本不知道李大钊已经在当日下午被处决。直到第二天清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了一份报纸，才看到了李大钊已被处刑的噩耗。他哭着跑回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赵纫兰。
赵纫兰十六岁嫁进李家，陪着李大钊从乐亭乡下走到了北大红楼，从典当陪嫁供他赴日留学到在北京操持一家生计，整整二十八年，李大钊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光。
据当时的记载，闻此噩耗，赵纫兰“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她当场就垮了，整个人瘫在床上再也起不来。那时候李大钊的大女儿李星华才十五岁，次女炎华七岁，次子光华四岁，小儿子欣华只有几个月大。一群孩子围着母亲的病榻，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而更令人心寒的是，李家大门口成天蹲着暗探和地痞，军警巡逻也故意绕开那片区域，摆明了要把这家人逼走。
等到赵纫兰稍微缓过一口气，托人去领李大钊的遗体，问题又来了——家里几乎掏不出钱。李大钊生前是北大教授，月薪最高时能拿到二三百大洋，可他大部分钱都拿去做了革命经费、交了党费、接济穷学生，有时候到了月底连买米的钱都不够，家人回忆说，每到发薪日，他带回来的往往不是现大洋，而是一把欠条。他牺牲后，家里翻遍了口袋，总共只剩下一块钱。
好在李大钊生前的人缘极好。同乡好友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人四处张罗，找到赵纫兰商量后，决定为李大钊换棺。他们找到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寿山，赊了一具像样些的新棺材，把李大钊的遗体从薄板棺材里请出来重新入殓，但换棺之后还是没法下葬——北京城里白色恐怖太盛，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赵纫兰也掏不起买墓地的钱。新棺只好暂时安放在妙光阁佛寺（浙寺）的南院，谁也没想到，这一放，就是六年。
六年，一口棺材就那么孤零零地搁在寺院角落里。
赵纫兰带着孩子们回了乐亭大黑坨村老家，京师警察厅下了驱逐令，限期离京，可即便回到乡下，家里也没有了经济来源。
长子李葆华在李大钊被捕的当天因为外出侥幸躲过一劫，被周作人、沈尹默两位先生掩护藏在家中，后来组织安排他化名去了日本，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避开了国内的搜捕。
临行前，周、沈二人把登着李大钊死讯的报纸拿给李葆华看，本想用“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来安慰他，没想到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看完报纸，默然退下，镇定得让两位长辈深感震撼。
长女李星华被迫辍学，在家一边照顾重病的母亲，一边拉扯弟弟妹妹，直到1931年暑假，她才带着弟弟妹妹回到北京复学。
为了活下去，经周作人安排，她为学校刻写蜡版，每月挣十五块钱糊口，后来的日子更艰难，1939年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李星华甚至托周作人和钱玄同帮忙变卖父亲留下来的藏书《九通》，以解燃眉之急。
日子再苦，赵纫兰心里始终搁着一件事：让丈夫入土为安。
1933年春，她拖着病体带着儿女从乐亭回到北平，找到李大钊在北大昔日的同事蒋梦麟、胡适、章士钊等人，恳求大家帮忙。
北大同仁联合社会名流发起公葬募捐，李大钊生前没有积蓄，去世后更无分毫遗产，是九十四个人你出几块我出几十，硬生生凑出了二千三百七十七块钱。连素来与李大钊政见不合的汪精卫，也从自己兜里掏了一千块捐了出来。这笔钱买下了香山万安公墓的一块墓地，换了一口好棺材，还竖了碑。
1933年4月23日清晨，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内终于举行了公葬出殡仪式。
送葬队伍最初只有几百人，可不出半小时，学生、工人、市民陆续自发加入，队伍越走越壮大，最后聚集了上千人。人们举着挽联，最前面一副写着“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送葬队伍一路上高唱《国际歌》、散发传单，到西单牌楼还有人设供桌路祭、宣读祭文，俨然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
当局坐不住了。队伍走到西四牌楼，国民党宪兵三团出动大批军警堵住去路，踢翻供桌，用高压水龙头冲击人群，抓走了二十多人，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队伍被冲得七零八落。可等到军警撤走，那些被打散的人又陆续回来，收拾起散落一地被踩坏的花圈挽联，重新抬起灵柩，继续往万安公墓走，直到黄昏才终于抵达。
就在下葬的当口，一辆骡车从后面追了上来，车上堆着破棉被，掀开一看，是一块刻着镰刀斧头和红色五角星的墓碑，碑上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
这是中共北平地下党以河北革命互济会的名义赶制出来的，专程送来的。可当时白色恐怖正盛，这块碑不敢公开立在墓前，只能跟着棺柩一起埋到了地下，一埋就是整整五十年，直到1983年中共中央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时才重见天日。
李大钊终于入土为安了，可赵纫兰也走到了尽头。
公葬结束仅仅三十五天之后，1933年5月28日，赵纫兰闭上了眼睛，病逝于北平。她这一辈子，大半生都在等、在撑、在熬——年轻时当掉陪嫁供丈夫读书，中年时担惊受怕陪他革命，末了又用六年挣扎撑着一口气只为了给丈夫争一块坟地。
她想说的最后一句话大概是：把我埋在他旁边。
家人照办了，将她与李大钊并排安葬在万安公墓。中共河北省委于1933年6月追认赵纫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不识几个大字的乡下女人，一生没有入党申请书，但她的入党仪式，是用半辈子的苦难完成的最长一次申请。
赵纫兰走后，孩子们在艰难中各自走上父亲指的方向。
长子李葆华在日本学成后回国，化名赵振声从事地下工作，参加革命，后来出任北平市委书记，解放后官至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安徽省第一书记，官至副国级。
长女李星华在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进入鲁艺学习，之后长期在延安中学教书，1945年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她回到北京从事教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晚年却在十年动乱中受到残酷迫害，郁愤成疾，双目失明。就是在失明的情况下，她硬是凭着记忆把父亲的故事一本一本地整理出来，完成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1979年11月27日，李星华病逝于协和医院，她去世后不久，这本书出版了，算是对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次女炎华和次子光华也都投身革命，幼子欣华后来在中科院工作，五个孩子个个走得正，没有辱没父亲的名声。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追查杀害李大钊凶手的行动就开始了。1949年2月，北平市公安局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带着几名干部前去接管功德林监狱，走进一个大房子时，猛然看见一个庞大的绞刑架立在角落里。
这部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当年绞杀的就是李大钊。朱文刚立刻火速上报，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极为重视，马上派人把绞刑架运进北平历史博物馆。这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编号0001号。与此同时，彭真下达了一条斩钉截铁的指令：抓捕全部在逃凶手，不管事隔多少年，一个都不许漏掉。
专案组最初的线索少得可怜。
22年过去了，当年的卷宗散的散、毁的毁，只能挨个提审在押的国民党旧警和特务，再从被接管的敌伪档案里一页一页翻。终于，一份1927年的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浮出了水面，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中，四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张作霖嘉奖，案子在这一刻有了明确的靶心。
四个人里最先落网的是吴郁文，他是直接带队冲进苏联大使馆抓人的一线指挥。
1951年6月5日，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的办公桌上。信中说，一名投案自首的中统特务分子为求宽大处理，交代了一个关键情报：原张作霖侦缉处处长吴郁文还活着，化名吴博哉，藏在北京后门鼓楼湾一带。
冯基平看完信立即叫来侦查处副处长狄飞，把信递过去：“这件事你亲自抓，务必把人找到。”
侦查员温振海奉命前往鼓楼地区排查。可找来找去，地图上根本没有“鼓楼湾”这个地名——解放后北京街巷重新划分命名，老地名早换了。
他只好到当地派出所翻阅户口底册，逐页逐页地翻，终于翻出一个叫“吴博斋”的人，69岁，汉族，北京密云县人，无职业，住旧鼓楼大街4号。
“吴博哉”和“吴博斋”，一字之差，谐音几乎一模一样。
温振海心里有了底。他换上便衣，骑着自行车直奔旧鼓楼大街。到了4号院，屋门虚掩着，他借口找人走进去，只见北屋东侧的床上歪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目光阴冷，带着戒心。
温振海随口寒暄了几句便退了出来，转身找附近胡同里聊天的老大爷老大妈打听。大爷大妈嘴碎，说那老头姓吴，早年是个大官，给张作霖效过力，腿早瘸了，解放后就没出过院门。
温振海回去后向狄飞做了详细汇报。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在敌伪档案中找到了一份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关于授奖晋级的档案，吴郁文的名字赫然在册。
两条线索交叠在一起，身份确认了。
狄飞立刻布置抓捕。
1951年6月20日，当公安人员出现在旧鼓楼大街4号那间昏暗的小屋里时，吴郁文已经瘫在床上起不来了。搜捕时，公安人员在他家中翻出了一枚“文虎勋章”——这是当年张作霖亲手颁发的军功章，跟他抓捕李大钊的“功劳”直接挂钩。
人赃俱获，铁证如山。
消息报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当场拍下一句硬话：“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抓！”
吴郁文被抓后，对策划和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
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死刑，但念其年迈病重，改判无期徒刑，安排医院进行监内治疗，不过他的病实在太重，没多久就死在了监狱里。
临死前，他供出了另一个主谋——雷恒成。
雷恒成当年是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此人以心狠手辣著称，审讯时惯用电椅、老虎凳、竹签插手指，在警界有“雷锤子”的绰号。逮捕李大钊时，雷恒成就是现场副总指挥。李大钊入狱后，也是他亲手施刑。
解放后这个人彻底消失了，但群众的眼睛一直是雪亮的——1951年6月，北京三里屯派出所收到了一封检举信，信中写道：“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李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信中进一步指证，这个“了明禅师”就是雷恒成本人，已经潜逃到上海，藏身于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今重庆北路）一带，以卜卦算命为生，脖子上海总挂着一块金色挂表，表盖上刻着前清皇帝的御像，逢人便炫耀是皇帝亲赏的。
检举信经过北京市公安局层层上报，最终送到了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案头，两位批示内容一致：迅速查明下落，绳之以法。
1952年秋，追捕任务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三名侦查员——鲁全发、夏咸俊、潘澄的肩上。
三人到当地派出所翻遍户籍底册，根本没找到“雷恒成”或“了明禅师”的名字。他们不死心，连夜在马立斯路一带挨家挨户走访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居民告诉他们，马立斯公寓46号二楼住着一个年近古稀的北方老头，自称“了明禅师”，在户籍上登记的名字叫“赵志安”。此人深居简出，大门紧闭，房间里不时飘出敲木鱼的声音，真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出家人。
为了不打草惊蛇，鲁全发决定先来一次化装侦查。
他假扮成看相的顾客，敲开了“赵志安”的家门。开门的是一个留着山羊胡、面颊瘦削的老头，银须飘洒，乍一看倒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模样。他摇头晃脑地对鲁全发说：“何谓双运？一是财运，二是官运……”鲁全发一边应和，一边用余光暗中观察：山羊胡——对上了；一张嘴露出几颗金牙——对上了；脖子上挂着一块金色挂表，表链在昏暗的屋里微微发亮——全对上了。
他不动声色地告辞，回到局里把观察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做了汇报。
身份确认无误，分局迅速制定了抓捕方案。
几天后的清晨，三名侦查员趁着“了明禅师”正在敲木鱼念经的当口破门而入，将雷恒成当场拿下。
面对审讯，雷恒成供认不讳。
1953年，他被依法判处死刑，在上海执行枪决。
与此同时，原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北平解放前夕潜逃上海，以为隐姓埋名就能躲过一劫。1950年12月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后，他在上海被群众举报揭发，当地公安局迅速将其缉拿归案。
陈兴亚对指挥逮捕李大钊的罪行如实供述，被押回北京接受审判。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则迫于压力，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四个行凶者相继归案了，但还有一个人——亲手判处李大钊死刑的王振南，这个滑得像泥鳅一样的旧司法官僚，抗战胜利后居然又混进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系统，建国后化名隐匿在上海的弄堂深处，整整躲了六年，直到1955年12月，公安机关才在镇反运动的深挖中将其从藏身之处揪了出来。
被捕时王振南仍然嘴硬，经多次审讯，在大量证人、物证面前，才终于低下了那颗罪恶的头。据查实，此人在旧司法界干了整整三十五年的刽子手，直接受其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达一百八十人之多，其中被杀害的有三十四人。
1927年，他以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的身份担任特别法庭法官，在审理李大钊案中秉承张作霖“务须从重法办，不可放松”的密令，同何丰林、颜文海一起做出死刑判决。
1931年他调任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后，又亲手将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左联”五作家以“危害民国”罪名判了死刑。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执行，行刑的地点选在了龙华——正是当年“左联”五烈士就义之处。
多行不义的王振南，最终在冤魂们倒下的土地上挨了人民的枪子。
那座绞杀了李大钊的刑架，在编为国家博物馆0001号文物之后，静静地立在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每一个走近它的人都能感受到那段历史的重量。
那块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的墓碑，在万安公墓的地下沉睡了五十年，1983年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时重见天日。
赵纫兰的墓碑也被重新修葺，改刻为“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李大钊和李家，一家子活成了共和国的脊梁，一家子在泥土里扎下了根。那些绞索上的寒意早就消散在历史长河里了，但那张照片里守常先生的目光，穿过近百年风雨，依然直视着我们。他用从容赴死的姿态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他的信仰不会；一具肉体可以被摧毁，但那些种子一旦落进地里，终究会在这片土地上长成参天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