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7月17日下午，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大门。车里坐着一个美国公民，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一个26年前离开中国、此后再未与这片土地有过任何官方联系的物理学家。
他要去见的，是一个80岁、病体缠身、几乎已不再会见任何外宾的人。
这次见面，让整个世界都没有料到。
1945年，杨振宁登上了去美国的船。
他那时23岁，手里握着一张庚子赔款奖学金，目的地是芝加哥大学。走的时候，他大概不知道这一走就是26年。中国在那26年里发生了什么，他当然知道一部分——父亲的来信、海外华人圈子里流传的消息，还有偶尔透过铁幕渗出来的零星新闻。
但知道和亲眼看见，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因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一年，他37岁，已经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是美国物理学界公认的顶尖人物。消息传回中国，举国欢腾。可这个举国欢腾里，有他父亲杨武之的复杂心情——儿子成了世界级的科学家，但他加入的是美国国籍。
1964年，杨振宁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他后来在书里写，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他说，父亲到临终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这句话，他大概不止说过一次。
时代到了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松动。那道被冻住将近二十年的大门，终于出现了一条缝。
杨振宁写信给父亲，说想回来看看。父亲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国务院。国务院批了。
1971年7月15日，杨振宁从纽约飞到巴黎，拿到了签证。7月19日，他登上飞往上海的法航航班。飞机进入云南上空的时候，驾驶员广播：我们已经进入中国领空。
杨振宁后来回忆，他当时激动的心情无法描述。这是他离开26年后，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在上海，他去看了病床上的父亲。在北京，他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挚友邓稼先——就是那个在沙漠里把中国原子弹造出来的邓稼先。邓稼先告诉他，中国的原子弹是完全靠自己做出来的，没有任何外国人的帮助。
杨振宁当场落泪。
这次访问本来是保密的，但《纽约时报》还是捅出去了。消息一出，国内立刻决定公开：197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于七月下旬回上海探视父病，目前正在北京参观访问中。”
这条短短几十字的消息，在海外华人圈子里引起的震动，远超任何人的预料。
他回到美国之后，在康奈尔大学、纽约州立大学连续演讲，正面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演讲场场爆满，影响传遍了整个北美学术圈。大批华裔学者开始申请回国访问。
杨振宁，成了那扇门上第一个敲门的人。
第一次回来是1971年，第二次是1972年，第三次是1973年5月——那次是奔丧，父亲走了。
第四次，是1973年7月。
这一次，他带着夫人杜致礼，也带着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见毛泽东。
这个想法说出去，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唐突，向接待人员道歉说”非常抱歉提这样的要求”。接待人员却回答，许许多多人都提过同样的请求，他不必道歉。这句话让他心里松了一些。但他仍然没有抱太大希望——毛泽东那时已经80岁，身体状况很不好，基本已经不再接见任何外宾了。
然后几天后，通知来了。毛主席要见他。
1973年7月17日下午，杨振宁在物理学家周培源的陪同下，乘车驶入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已经在那里等候。一行人一起走进了毛泽东位于游泳池旁的书房。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华裔科学家。
书房里的气氛，据后来的多方记述，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轻松得多。毛泽东没有寒暄客套，直接开口问：你现在在做什么研究？
杨振宁说，他在研究基本粒子结构。毛泽东立刻追了一句：质子是否可以分割？
这个问题，正好戳在了当时物理学界争论最激烈的核心上。杨振宁如实回答，科学界正在热烈讨论这件事，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结论。
毛泽东听完，笑了。
他引了《庄子·天下篇》里的那句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意思是物质可以无限分割下去，永远不会到头。然后他补了一句：如果物质分到某个阶段就不可再分了，那一万年之后，科学家干什么呢？
书房里的人都笑了。
接下来一个半小时，两个人谈了哲学、谈了矛盾论、谈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毛泽东说，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举了一个例子：人类是看不见的，你看见的是姓杨的、姓周的，看见大人、小孩，但你看不见”人”。
杨振宁说，这句话让他想了很久。
会谈接近尾声，工作人员进来提示时间到了。大家站起来准备告辞。毛泽东一时没能站起来，他对杨振宁说：你拉我一把。
杨振宁上前，搀住了他。
那一刻，一个是世界顶尖物理学家，一个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历史人物，就这样真实地、笨拙地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坚持把杨振宁送到书房门口。临别，他握住杨振宁的手，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年轻时，我也很想在近代科学方面做一些贡献，后来没做到，我很高兴你做了一些成绩。
杨振宁受到触动，脱口而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摆了摆手：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这句话，杨振宁后来反复提起。
他说，那几句关于年轻时想做科学贡献的话，他认为是毛泽东由衷说出来的。一个80岁的老人，站在自己书房的门口，说年轻时的遗憾——这不是客套，这是真的。
第二天，1973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次会见的消息。
见完毛泽东，杨振宁做了一个决定。
他向接待人员提出：我想去韶山。
这个请求不难理解。他在美国有很多学生，有很多学者，回国之前他们问他的问题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都和毛泽东有关——你见过他吗？你去过他的故乡吗？他老家的房子有多大？美国有一批左翼青年，对毛泽东有着近乎崇拜的热情，对研究他的学者来说，这些问题都是真实的学术兴趣。
杨振宁想带着答案回去。
1973年7月19日上午，会见毛泽东仅仅两天后，杨振宁携夫人杜致礼，在湖南省外事部门领导的陪同下，从北京出发，抵达韶山。
韶山的接待同志迎上去，用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喊了一句：欢迎远方来的大科学家。
杨振宁摇了摇头。
接待人员以为是自己普通话说得不好，改口换了一个说法。杨振宁还是摇头。
气氛一时有点尴尬。杨振宁解释说，我的根在中国，我来这里是学习的，是来到改造中国的最大科学家的故乡来学习的。你们这样客气，我的学习就要打折扣了。
这句话说完，气氛立刻松动了。
走进毛泽东当年住过的卧室，杨振宁做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动作——他用脚步一步一步丈量了房间的长度和宽度。
他解释说，回美国之后，会有人问他毛泽东老家的房子有多大，他要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夫人杜致礼随身带着一个精致的笔记本。讲解员说什么，她就记什么，一字不落。两个顶尖知识分子，在湖南的一个小院子里，认认真真地做着笔记，量着尺寸。
这个细节，很多年后仍然被当地工作人员提起。参观完旧居，杨振宁又去了韶山陈列馆。他看得很仔细，每一个展室都进去，每一个展品都停下来问。工作人员后来请他进休息室坐坐。
他进去，发现灯光有问题。
他直接说：灯光的设置和房间面积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不是越亮越好。然后掏出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串数学公式，递给工作人员，建议以后按这个公式来配置灯光。
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在韶山的纪念馆休息室里，给工作人员留下了一道照明公式。
工作人员后来回忆，当时大家都很佩服——不是因为他的公式，是因为他这个人，走到哪里都是个科学家，停不下来，也不想停。
参观快结束的时候，韶山的一位接待同志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点刁钻。
他问：杨博士，您真的认为毛主席是大科学家吗？
这个问题的背景，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在当时的语境下，”科学家”通常指的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这类。毛泽东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把他称为”科学家”，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拉伸，甚至有点奇怪。
杨振宁没有犹豫，也没有迂回，直接回答：当然。
然后他解释说，毛主席曾说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能够把一种科学思想成功地运用到中国这么历史悠久的社会、这么庞大的人口当中，这自然是世界第一流的大科学家。
这个回答，在今天听来可能有争议，在当时的语境下也未必是每个人都认同的判断。但杨振宁说得很清楚，这是他认真思考之后的结论，不是客套，不是应景，不是外交辞令。
他后来在自己的文集里写过：1949年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说了一句”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任何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会理解这句话的历史性意义。
1976年毛泽东逝世，杨振宁写了一篇悼词，题目叫《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这个标题，是他自己定的。
韶山参观结束，杨振宁和陪同人员在毛泽东故居前合了影。
那张照片，后来被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收藏。
1973年的这段经历，是杨振宁在中国的六次访问中，被记录最多、影响最深的一次。
会见毛泽东，是历史事件；去韶山，是个人选择。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勾勒出一个轮廓——一个离开中国26年、加入美国国籍、被世界承认的顶尖科学家，在中美关系刚刚解冻的时刻，选择成为那个先走进来的人。
他不是没有风险。他回美国后，国民党对他的行为极度不满，苏联方面甚至称他是”中国派到美国的第五纵队之首”。这些标签，他都听说了，他没有因此停止回来。
1977年，他在美国组建全美华人协会，为中美邦交正常化奔走。
1979年1月30日，他在华盛顿主持欢迎邓小平的宴会，发表讲话，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几十年后，他放弃美国国籍，回到中国定居，在清华园里住下来。
有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落叶归根。
1945年那艘去美国的船，最终绕了一个半个地球那么大的圈子，把他送了回来。
在那个书房里，在韶山那个小院子里，他用脚步丈量过的每一寸地方，最终都成了他回来的理由。
那两天——1973年7月17日和7月19日——是他人生里少有的、属于中国的两天。
他用一个半小时和一个历史人物谈了物理和哲学，然后用自己的双脚，走进了这个历史人物出生的房间，量了它的长和宽。
这个动作很小。
但它说明一件事：他真的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