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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去世后，遗体被医生解剖研究！发现肝、肺、大脑都形成了恶性肿瘤，而当年4个抛散骨灰的地方现在也被公开，是这4个地方
1976年1月8日早晨，北京305医院的钟声刚敲过9点57分，周恩来总理安静地走完了一生。
解剖那天，北京医院院长韩宗琦站在手术台前，双手在抖。他对着遗体深鞠三躬，走出去靠在墙上哭了十分钟，擦干泪再走回来，动了那一刀。
医生们说，总理的身体几乎没有完整的器官，癌细胞已经穿透肝叶，扩散到肺部，再一路爬上大脑。
解剖报告上写着“多发转移灶、广泛浸润”。简单几个字，却是两年多顽抗痛楚的纪录。
追溯病史，最早的警讯出现在1972年，那年确诊膀胱癌。
手术一次接一次，从1974年到1975年他共做了十四次，1975年秋，癌细胞扩散，无法根治。
最后的三个月，他几乎全靠止痛药支撑。
吴阶平后来回忆，总理有时夜里疼到不能动，只靠意志力撑过。那时床头堆着文件，他仍坚持批阅签字。
1975年9月，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那天他虚弱得站不动，却坚持站起来与客人握手，等客人走后，医生扶他回床时发现，他的额头全是冷汗。
当解剖报告完成后，吴阶平亲手送到邓颖超手中。
邓大姐一页页地翻，翻到写着“脑部转移”的地方时，手停了半天，最后轻轻说了一句：“他这一辈子，没白疼。”
周恩来留下的第二个遗愿，也让全国为之动容：不立墓碑、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向祖国的大地。
消息传出时，很多人劝邓大姐：“就算不修陵墓，也该留一把骨灰作纪念。”她摇头：“这是他的决定，谁都改不得。”
为了防止群众拦路收集，整个过程严格保密。骨灰装在八宝山准备的普通楠木盒中，连寿衣金属扣都被一同装入。
1976年1月15日夜，一架苏制安-2型双翼机载着总理的骨灰，从通县机场起飞。
夜色里，邓大姐站在跑道边，头发被吹乱，但她始终没有离开，直到飞机飞成一点光。
身边的工作人员劝她回去，她只说：“恩来在天上飞着，我得等他走远。”
飞机执行特殊任务，航线经过四个地点。机舱里，总理的骨灰被分成四份，分别撒向他一生最牵挂的地方。
第一把骨灰撒在北京上空。这里有他最熟悉的街巷，也有他无数个彻夜不眠的夜晚。
他在中南海办公27年，北京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那把骨灰在晨光中随风飘散，就像他一生的影子留在了这座城。
第二把落在密云水库。许多人起初不明白，为何要选水库。可曾经的总理对水利项目格外上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亲自抓密云、十三陵、官厅三大水库的建设。
有人记得，他说过一句：“密云水库是顶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这盆水若出问题，北京百姓的生活就要受灾。
骨灰撒入密云的碧水中，是他对百姓安全的最后托付。
第三把撒向天津海河的入海口。那里是他的青春起点。
少年周恩来在南开上学时创立“觉悟社”，从此踏上革命之路，也正是在天津，他遇见了邓颖超。
相识、相知，再到半个世纪的相伴，那片海河的波光见证了他们一生的情谊。
执行任务的高振普回忆道，飞机到了天津上空，他请求机长：“能不能飞低些，让总理回到海河边？”
机长答：“这是中央规定的投放点，不可改。”撒完第三份，他轻声和风说了一句：“总理，您回觉悟社了。”
第四把骨灰抛向黄河入海口。
这条母亲河，是他视察最多的地方。1973年，他最后一次调研黄河时，用手掬起河水，说：“这水养了我们几千年人。”
那时谁也没想到，他的话成了预言。他希望骨灰能随黄河水奔流入海，随着海潮去往更远的地方。
这些撒放地并非临时决定，而是他早已有意。
1966年在密云水库坝上，总理看着远处的水面就对身边干部笑说：“这水库修得好，哪天我不在了，能把骨灰撒在这儿，也算是尽心了。”
后来又在黄河边叮嘱：“黄河是根，别让祖国的根断了。”邓颖超正是根据这些话，定下了那四个地方。
执行完任务的飞机后来并未退役，它回到民航继续喷洒农药、播撒树种，被命名为“B-808”。
直到九十年代退役，安静地停在中国航空博物馆中。机身上写着那一天的编号，依旧如旧。
岁月更替，四个撒放点陆续有了纪念。
1985年，密云水库坝上立起“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天津觉悟社增设“骨灰撒海河”展区，黄河入海口竖起“周恩来骨灰撒放处”石碑，碑面朝着奔腾入海的方向。
2001年揭碑那天，当地群众自发献花，老少皆泪：“他回来了”。
后来，邓颖超身体日渐虚弱，无法再亲自去。
每年1月8日，她都会吩咐工作人员分四路，去四地撒一把白菊，说：“我去不了，替我跟恩来说句话。”
周恩来曾嘱托三件事：遗体解剖、骨灰撒放、不举行告别式。前两件照办，后一件谁也做不到。
人民不答应。
1976年，十里长街上黄花白浪，一场自发的送别成了民族记忆中最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