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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驱动的语言景观翻译
陈小慰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摘 要：本文立足于语言景观及其翻译研究，提出“语言景观”概念在当今国际传播背景下外延和内涵的延展。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结合真实案例，着重从四个方面探讨国际传播驱动的语言景观翻译实践，包括有效借鉴译语平行文本、基于语境分析合理增删、注重延伸象征功能、适当改写突出核心信息等。本文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应对语言景观象征符号在人们内心可能产生的视觉化延伸效果多加关注，以促进其更好地服务国际传播。
关键词：语言景观；信息功能；象征功能；翻译；国际传播
一、引言
“景观”（landscape）一词原指某地的自然或人工景色、风光、风景，或任何“可供观赏的景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691），其突出特点为呈现性、可视性、审美性。该词被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引入地理学，延指“某一区域的综合特征，包括自然、经济、人文诸方面”，探讨由原始自然景观变成人文景观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如今，这一概念已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中被广泛使用，词义也随之扩展，可指“某一特定活动领域、场景”，如“政治景观”。“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是以景观为喻体形成的概念，它最初被运用于社会语言学领域，主要针对使用双语或多语的国家，关注背后涉及的民族语言问题。当下，国际交往日益密切，我国大力推进对外传播，公共空间常见通过翻译呈现的语言景观，因而有必要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对语言景观的外延和内涵加以挖掘和认识，以助力对外“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二、语言景观及其翻译研究概述
“语言景观”这一概念最早由罗德里戈·兰德里（Rodrigue Landry）和理查德·布尔里（Richard Bourhis）提出。他们在合撰文章《语言景观与民族语言活力的实证研究》中指出，“公共路牌、广告牌、街道名、地名、商店招牌以及政府建筑物公共标牌使用的语言文字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区域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Landry & Bourhis 1997：25）。他们认为，语言景观主要发挥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信息功能指为语言使用者提供信息，是基本功能；象征功能则指带来社会作用与影响，是对信息功能的补充。两者相互作用，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为民族语言群体争取语言权力、社会身份与地位等（Landry & Bourhis 1997：27，46）。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如今，语言景观的所指有了扩大，可泛指“线上和线下任何人类可以留下可视标志的地方”。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语言景观的核心背景为公共空间，即社区或社会中不属于私人财产的任何空间。“在这些为公众所共享的空间中，标牌语言所构建的语言景观并不是简单的语言陈列或呈现，其背后往往蕴含着一定的创设机制和思想意识……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已从公共空间延伸到室内场所及虚拟空间等。”（尚国文、赵守辉 2014：215）也就是说，如今的“语言景观”概念不仅包括可视的语言文字，还包括图片、颜色、标志、图形以及任何带有意义的符号；其传播渠道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公共场所（包括室外空间和室内空间），也可以是电视以及包括各种社交媒体在内的可公开访问的网络空间。但“语言景观研究”（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ies, LLS）的主要关注对象始终还是语言文字，也即“公共的可视书写文字，包括专业和一般制作的广告牌、道路及安全标志、商店招牌、涂鸦和其他各种公共空间的刻写文字”（Blommaert & Maly 2016：197）。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作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动过程的结果”（田飞洋、张维佳 2014：40），面向国外受众的双语或多语语言景观也进入了研究视野，与典型意义上的翻译有了密切关联。
对公共场所的可视文字，国内学界较为通行的用语为“公示语”“标识语”等，围绕其开展的翻译研究是近几十年来的热题。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5月，近二十多年来发表的以“公示语翻译”为主题的各类论文为3027篇，自2014年以来的发文量则为1626篇。这些论文主要围绕公共场所的标识文字，从文化、交际、等效、生态、语言表达的正确性和规范性等方面展开。
我国最早研究语言景观翻译的论文发表于2009年（参见孙利 2009），探讨语言景观的交际翻译策略。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5月，研究语言景观翻译的论文共计发表492篇，其中期刊论文319篇。大多数研究或根据语言景观的最初定义展开宏观层面的探讨，或沿袭公示语翻译的传统研究路径关注语言的准确性、规范性和信息功能，而对旨在影响人们思想、感情、态度、行为的象征功能关注较少。许多研究都提到语言景观翻译有利于塑造国际化城市形象，凸显文明程度，助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但仅是点到即止，真正从象征功能角度切入，结合具体翻译实践案例的深入探讨相对缺乏。
三、国际传播背景下的语言景观及其翻译
国际传播背景下的语言景观要求我们从新的角度审视“语言文字—受众—所在地/当地人和物”的关系（由文字等构成的语言景观在译语受众内心产生的对景观所在地及当地人和物的感受），同时也让我们得以进一步合理延展其外延和内涵，深入挖掘其潜在意义。在外延上，既然是“各种公共空间的刻写文字”（Blommaert & Maly 2016：197），语言景观便顺理成章地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的双语或多语的简短文字标识语，还可涵盖之前难以归类的一些公共场所的文字类型，如城市宣传文字和篇幅略大的景点介绍说明等，这拓展了公共场所可视文字的所指范围。在内涵上，国际传播背景下的语言景观除发挥信息功能外，其象征功能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不必囿于最初这个概念所指的为民族语言群体争取语言权力、社会身份与地位等功能，而可以成为促进人类良性互动的重要载体，促发我们认识其兼具社会语言服务和施加影响力的特点（受动机驱动的双向行为），从而对语言景观象征符号在人们内心可能产生的视觉化延伸效果多加关注。
语言景观暗含所见之语言标识或宣介文字“悦目赏心”的延伸内涵（超越单纯的美学意义），可在受众心里唤起美好的联想、感受和解读。其不仅具有信息性，还体现受动机驱动的展示、诱导等象征性对外传播功能，形成了事实上传播层面的语言文字与受众及景观所在地/当地人和物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景观的双语或多语设计及翻译就不只是在“可视”的层面上“美化”或“装饰”城市空间，而是有着十分现实的对外提供信息、宣传当地人文内涵、塑造城市乃至国家及民族形象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城市语言景观的规划和实践中，努力体现文化传承意识，向公众宣传当地传统文化，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例如，许多国家在给地方命名时，都力图保留传统，向外界展现对传统和历史的尊重和保护。国内多数城市开展的语言景观翻译活动伴随改革开放而兴，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功能更加多元。这些用文字构建的双语或多语“景观”不仅旨在发挥指示和服务等信息功能，还能够发挥超越语言表层意义的象征功能，具有国际传播潜能。语言景观翻译事实上是一种“运用译文话语，诱导译语受众形成态度或采取行动；运用译文语言作为象征手段，诱导从本质上会对象征做出反应的译语受众予以合作”（陈小慰 2022：53）的过程。它可以让译语受众在享受语言服务的同时，视觉化地感受到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各方面成就，进而赋予所在地乃至国家及其人民某种具有优秀品质的理想集体修辞人格，如尊重传统、开放进步、追求美好生活、友好包容、充满善意、保护环境等。当然，其起到的作用也可能相反。从语言景观翻译具有象征功能和国际传播力的角度思考，许多错误的翻译就不能只视为简单的语言文字错误，或未起到指示、警示、告知等信息服务功能，因为其可能导致国际受众错误解读，甚至在内心产生不利于地方和国家形象、不利于对外交往和合作的负面联想，无法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这尤其需要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翻译界的高度重视。
在语言景观翻译中，有几点需要牢记。其一，语言景观翻译受动机驱动。动机是实现其“社会公共信息服务价值，以及社会形象塑造和文化传播价值……为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服务”（陈小慰 2018：68），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基础。目前多地开展的公共服务领域外文翻译是政府主导的带有强烈目的性的行为，除了传递服务信息，还旨在改善国际受众对当地所知不多的“缺失”，诱导其了解相关地域并产生好感。语言景观翻译实际上承载着历史和当下的民族文化，体现了对本国文化的态度以及对他国文化、人民的态度。因此，在语言景观翻译中，努力确保译文最大可能地具备对国际受众的预期影响力至关重要。
其二，语言景观翻译针对特定受众。此类翻译并非针对双语读者或长期在中国生活、已经对中国相当熟悉的外国友人，而是面向对中国缺乏了解的潜在受众，他们或是第一次到访中国，或是从未踏足过中国而只从网上对中国有所了解。不论在信息层面还是象征层面，语言景观翻译都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人类之间的互动行为，旨在对他人产生作用，双向特点突出。译语受众虽然往往是隐性的，但却是翻译行为发起者希望积极争取、吸引其参与改善“缺失”进程中的对象。译者头脑中始终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即便是目前国际化水平还不那么高的城市，好的语言景观翻译也能对外传达正面开放的信息，体现城市的国际化意愿并产生良好的对外影响力。
其三，语言景观翻译要求译者具备对比意识。译者应充分考虑影响语言景观翻译选择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受众心理、传统、价值观及相关规约性结构惯例等，做出有效处理，以更好地争取译语受众的理解和认同。比如，除了空间有限等很少的共同点外，受修辞传统影响，汉语和英语的语言景观有各自的说理、情感和行文表达惯习。鉴于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相辅相成、互为支持，译者在翻译时要尽量使用译语受众熟悉或能够理解的方式，在清晰提供信息的同时，激发符合翻译预期的解读和联想。
四、国际传播驱动的语言景观翻译实践
（一）有效借鉴译语平行文本
“平行文本”指“原文及其译文；源语和译语中同类型的原创文本”（Hatim 2014：149），也有学者称其为包括“已有翻译文本、相关背景信息文本和同类文本”的“辅助类文本”（Nord 2007：20）。“译语平行文本”主要指译语中交际情形和功能与源语相近或相似的原生/原创性文本（参见陈小慰 2022：266-269）。在汉英语言景观翻译的具体语境下，“译语平行文本”指英语世界中在公共场所发挥相近或相似功能的原创标识、人文和自然景点的标牌简介文字等。
有效借鉴译语中的语言景观平行文本非常重要。凯·安德森（Kay Anderson）和苏珊·史密斯（Susan Smith）曾提出，语言可以使人“产生混乱感（dislocation）”，也可以使人“产生归属感（belonging）”（Anderson & Smith 2001：8）。陌生国度中熟悉的语言景观不仅能够有效发挥信息功能，还容易让受众产生归属感，萌发对所在地/当地人和物的亲和感，因此更具针对性和说服力。李宇明（2016：II）认为，对服务信息用语，应当较多采取直接借用的翻译策略。林克难（2019：8）指出，应充分考虑读者的认知环境，采用包括借用在内的“模仿—借用—创新”翻译模式。笔者也提出“译有所依”，倡导深入了解和认识汉英修辞传统及其差异表现，在类似文本的翻译中套用、模仿和参考译语原生性平行语篇（陈小慰 2017a：147-166）。由于修辞传统涉及相关群体如何在说理论证、情感诉求、组篇方式和辞格应用等方面运用语言象征相互影响、诱导合作，借鉴译语平行文本有助于译文有效地对受众产生预期影响，助力语言景观翻译“译有所为”，实现翻译意图。换言之，对一些在各自相近语境中几乎已成为格式化“固定套语”的内容，译者在充分把握原意的前提下，可以直接套用译语中相应的现成表达。例如：
城市里的“慢道”一般指人车分离的慢行道路系统，供骑行或步行用。英语里没有Slow Road的说法，看到上述原译文，受众极有可能解读为Slow Lane，即“车辆的慢行道”，这显然不是原标识传达的本意。原译不仅未能实现信息功能，而且从象征功能来看，无从使受众感受到该城市追求绿色环保、低碳生活的意愿和努力。其实，“慢道”这个概念在英语中有对应说法，即Pedestrian and Bicycle Route(s)，直接采用即可。又如：
“放生”是佛教习俗，英文习惯说法是mercy-release。原译中的free life在英语中指放任自己的生活方式。面对这一译文，受众很可能产生颠覆本意的消极解读，并由此引发对宣传对象的消极联想。直接采用英语平行文本则可以一目了然，实现预期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
对一些无法直接套用的情况，译者应充分考虑语境制约因素，参考相关原创性平行文本，力求产出的译文信息清晰、说理充分、逻辑合理、形式符合译语惯习。例如：
英语国家的一些警示标识会在禁止或规劝内容的前后提供说明文字，以缓解语气，让警示内容更有可接受性，如“Please Do Not Climb on Sculptures. They Are Easily Damaged”（请勿攀爬，雕塑容易损坏）（转引自林克难 2019：10）。审改译文参考英语国家的相关警示标识，补充了情感引导信息，使该语言景观以受众熟悉的方式起到强化禁止摘花行为的警示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借鉴译语表达时，必须有目的意识，以“守土有责”为前提。例如，中国的“动车/高铁”就不建议译为英语中的已有表达bullet train（国外报道多用，也是国内一些在线词典仍在提供的译文）。虽然译语受众熟悉该词，但他们内心激起的联想和感受很可能是日本新干线高速列车。而我们翻译“动车/高铁”这一语言景观，为的是对外展示当代中国最具特色的改革开放成果之一。对修辞语境的分析（动机、受众和翻译选择制约因素）（参见陈小慰 2023），要求我们采用译语受众看得明白的方式，突出中国元素。CRH Train（CRH 为Chinese Railway High-speed 的缩写，也是中国铁路高速列车的品牌标志）或China’s High-speed Train的译法均能体现中国元素和特色，可以有效避免误导。
（二）基于语境分析合理增删
译者首先需要明了通过某个语言景观的翻译要实现什么动机，又有哪些因素可能制约翻译选择，然后基于语境分析合理增删，更好地把希望传播的要旨用受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
“增”是为了解决受众对源语语言文化的理解困难，也是为了积极展示当地风貌。例如：
原文“推动奋斗精神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传播”直译过来比较抽象、单调。基于充分的语境分析，可将原译文the struggling spirit in the whole society改写增补为hard work, resilience and endeavor of Fuzhou people，使信息具体、清晰，更有针对性，同时也突出宣传对象。
“删”并非随意删减，常常是针对修辞惯习不同所做的调适，以有效实现翻译目的。例如：
告示原文是中国游客熟悉的规约性和结构化表达，有大量具体的过程性提示。若将其悉数直译，译语受众可能感到信息抽象、冗余，语气僵硬等不适，甚至产生当地民众素质低下的非预期联想。这里需要删减从对外翻译传播角度而言的“非必要细节”（Algryani 2021：18）。审改译文参照英语平行文本和国家出台的译写指南做了翻译处理。
（三）注重延伸象征功能
翻译各类语言景观，除了努力体现其信息功能，还要注重延伸其象征功能，使其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体现对他国文化的尊重和包容；不仅要保护过去（传统），还要服务现在，更要尽可能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营造美好未来。翻译不是机械的工具使用，而是错综复杂的人文活动，为人和现实服务。语言景观翻译也是如此，有必要把诸多语境因素和译文象征内涵纳入考虑范围。
对一些涉及地名或建筑等的特定语言景观的翻译尤其要注意这点。虽然专名使用汉语拼音拼写、通名使用外文翻译是公共场所外文译写的一般规则（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2016：V），但若从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考虑，对一些带有特殊文化内涵的名称，应尽可能采用释译或“拼音+括弧释译”的方法，让外国游客感受和了解中国文化，培养善意与好感。如福州的“三坊七巷”译为Three Lanes and Seven Alleys 或 Sanfang Qixiang（Three Lanes and Seven Alleys），就比只采用拼音更有助于实现其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在增进受众亲和感的同时，积极传播了当地文化。北京故宫各大殿名官方译文的释译处理也能给我们许多类似的启发。如“太和殿”（Hall of Supreme Harmony）、“中和殿”（Hall of Central Harmony）等，一眼就能让外国游客在了解这些语言景观信息所指的同时，对追求“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是语言景观象征功能的有效延伸，能够很好地助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又如：
“镇海楼”是传统塔楼建筑景观名，在易遭海患的中国南方十分常见，有其区域、历史和文化内涵。但现有网络译文多采用汉语拼音，大多数外国游客不了解拼音，很难从一连串的字母中了解相关信息和城市文化，不利于传播和体现善意。可采用“拼音+括弧释译”进行翻译处理，这样在便于外国游客理解的同时，也积极宣传了地情文化。
在其他语言景观的翻译中，同样需要注重象征功能的延伸。例如：
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第127届广交会采用了网上交易的形式，主题为“广交云上，互利天下”（网络空间的语言景观）。其中“广交”在中文里一语双关，既指广交会，也指广交全球贸易伙伴。除了交易会形式本身充分体现了利用互联网数字技术，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势的顺势而为外，以上主题语的官方译文也是对特定语境的灵活因应，很好地发挥了该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译文表面上看似未体现出原文关键词和该届广交会的“云上”特点，其实更好地凸显了广交会“全球共享”的这一内涵“带有超越时空的绝对正确性和有效性，不受历史和地域的偶然因素影响”（Perelman & Olbrechts-Tyteca 1969：32）的象征义。有时候“淡化或隐去某些信息”，恰恰是为了“使主要内容得到更好的凸显”（陈小慰 2017b：19）。换言之，这一遮蔽强调了不论是“面对面”还是“屏对屏”，广交会始终都追求“全球共享”，而不仅限于“云上”的这一次和这一形式，这对持续性地向世界宣传广交会无疑是积极有益的。同时，“互利”的翻译采用的是share而非benefit，也充分考虑了语境因素。“互利”对中国受众来说含义广泛，“互相有利，彼此受益”，“利”可以是多层面的。而share一词突出“共享”，既暗含商业利益（该词也指“股份”）的分享，也可以包含其他互利合作。若将“互利天下”直译为 Global Benefit（benefit一词多指“利益”），则会因过于绝对和缺乏现实可能性而引发质疑。同时，share与fair押尾韵，平实上口，也更容易引发受众的兴趣。事实上，通过语境的相互补衬（如从广交会“云开幕”仪式上的横幅可见，汉英主题语下写着Virtual Opening Ceremony），“云上”的特点已经充分体现。
此外，对某些特殊的历史地名，应从尊重历史的立场，合理使用国际受众熟悉的旧译，让这些旧译更好地为当下服务。李宇明（2012：2）指出：“地名是珍贵的文化资源……地名是一处处地理标记，但更是文化生活的记录仪，历史风貌的活化石……地名是我们守望的祖先文化遗产，也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如福州的“鼓岭”与中美人民友谊的一段历史佳话密切相关，其旧译Kuliang应该保留沿用。这样的译名能生动体现福州对外开放的历史，有利于建立亲和感，巩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时政微纪录《KULIANG（鼓岭），KULIANG（鼓岭）》采用的“鼓岭”的译名便是Kuliang。可以说，“鼓岭”译为 Kuliang已经成为国家修辞。从历史上看，许多旧译源自当地方言，其“根”实在中国。如Kuliang的韵母源于福州方言，厦门“鼓浪屿”的旧译Kulangsu也是根据当地方言的发音形成。需要指出的是，对一些可能引起误解、有损当代国家形象的旧译，则须谨慎使用。如“马尾船政学堂”的旧译之一Foochow Arsenal除在简介文字中与特定历史年代和事件相关时使用外，一般情况下不建议使用，因为该译文容易引发“兵工厂”的联想，与该学堂主要为中国海军人才培养基地与造船业发源地的实质内涵不相符，也不利于构建历史与今天的联系（学堂旧址上是如今的马尾造船厂）。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可将“马尾船政学堂”译作Fuzhou Naval and Shipbuilding Academy。
（四）适当改写突出核心信息
在语言景观的翻译过程中，始终要考虑译文在受众内心可能产生的感受是否有利于实现翻译的预期目的。译者在必要时可进行适当改写，正面突出核心信息，增加译文的感染力，避免受众产生的联想与翻译目的背道而驰。例如：
原译文属于直译，maladjustment symptoms等用词容易引起受众的不适、疑虑甚至误解，不利于宣传当地的温泉文化。审改译文采用正面表述的方法，从泡温泉的健康注意事项切入，既保留了原文要旨，又避免了字面直译可能给受众带来的心理不适感。又如：
对这一室内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译者没有直译为Diandude: Inheriting the Old Guangzhou Tea Culture（虽无语言错误，但缺乏注意价值），而是使用夸张手法和对称形式将该餐饮品牌的代表性及其与广州人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以译语受众熟悉并富于感染力的方式译出。译文“Live in Guangzhou Live for Dimsum”除在拼写方面存在微瑕外（“广式茶点”通常写作dim sum），十分吸引眼球，有效宣传了当地的民俗文化。再如：
原文“第一楼”意指该酒店面山临水，景观独特。原译将其译为楼层一楼，属于硬伤。“第一楼”应该怎么翻？在这个具体语境中，影响译文选择的因素有很多，No. 1 hotel的直译可能在两方面差强人意。一是中文和英文的情感表达惯习不同。“第一楼”在中文里常用作对建筑的赞誉之词；而No. 1在英文中通常指在某个领域或方面排名第一的人或事物，较少作为模糊的赞誉表达使用。酒店英文广告语比较注重与受众的情感联结，多使用形容词最高级和富有感染力的词汇。二是直译文比较含糊空洞，缺乏实感。参照同类英语平行文本，如美国新奥尔良法国区蒙特莱昂酒店（Hotel Monteleone）的邮件广告，审改译文对原文信息进行了适当改写，使其具体化，并增加了关联性和感染力，是可考虑的选择。
五、结语
作为对外形象展示的语言景观，不仅具有信息功能，还具有象征功能。其翻译不仅具有语言性、文化性、信息性，还具有社会价值，体现受动机驱动的展示性、诱导性等对外传播功能。对语言景观翻译的深入挖掘和思考，不仅可以提供对各类空间文字的新认知，也为更好地发挥语言景观翻译的修辞之力以服务国际传播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这启发我们在语言景观翻译中追求超越语言翻译的更高目标，使英译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更好地相互作用、相得益彰，促进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更好地相互理解、友好合作、共同进步。
注：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