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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想象一场跨国公司的项目会议，经理问你：“这个项目能在下周五前完成吗？时间很紧。”
你明确知道自己无法按时完成，此时，你会选择直接回答：“抱歉，这件事很困难，我做不到。”还是更委婉地说：“我会尽力尝试，但这项任务挑战性很大。”
两种表达方式背后，正是不同文化对语境的敏感度差异。
01
理论背景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全球跨国经济合作、外交互动、学术交流和人员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即便语言障碍可以通过翻译克服，但误解的情况依然频繁发生——人们说着同样的话，却无法相互理解，似乎在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敏锐地察觉到，沟通交流中的信息传递远不止于通过语言文字本身，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和《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对跨文化交流的观察与理论。
02
理论内容
1
语境
霍尔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先驱。他提出，“语境”（Context）是理解跨文化交流行为的核心，“语境”是围绕一个事件的各种信息，它与事件本身紧密相连，并能够赋予事件意义。
在《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一书中，霍尔区分了两种典型的语境机制[1][2]：
内在语境：在人的头脑中发生，可能源于过去经验（程序化、内化的语境），也可能是神经系统的先天结构（先天语境机制），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外在语境：指外在过程，包括事件发生的情景与环境，即情景性语境机制（situational contexting）和环境性语境机制（environmental contexting）。
在此基础上，他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高语境与低语境的概念。
2
高语境
在高语境文化中，大部分信息存在于内外语境中，仅有极少部分通过语言编码直接传递。简而言之，人们“如何说”以及在“何种情境、环境下说”，比“说了什么”更加重要。
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的沟通往往含蓄、间接，大量的意义需要借助非语言线索（如说话人的姿态、语气、眼神）、社会地位、人际关系以及共享的背景知识进行解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迂回、委婉，注重维护关系的和谐。
3
低语境
与高语境文化相反，在低语境文化中，大部分信息都被清晰地体现在语言编码中。人们崇尚“有话直说”，沟通中信息传递的责任主要由说话者承担。
在低语境文化中，人们的沟通往往明确、直接，意义主要通过语言文字来传递，对内外语境的依赖较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以明确的目标和结果为导向，注重事实和数据，习惯于精确地组织语言、传递信息。
图1 高低语境系统与语境、信息、意义的关系
路斯迪格（M.W.Lustig）等学者将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的特征概括如下[3][4]：
| 高语境文化 | 低语境文化 |
| 内隐于语境含蓄 | 外显于语言文字明了 |
| 依赖暗码信息 | 依赖明码信息 |
| 较多非言语编码 | 较多言语编码 |
| 反应很少外露 | 反应外露 |
| 人际关系密切 | 人际关系相对松散 |
| 圈内与圈外区分明确 | 圈内与圈外界限灵活 |
| 重视承诺与关系 | 相对低承诺 |
| 时间安排灵活 | 时间安排组织化 |
表1 高低语境文化特征对比
03
理论局限性
高低语境理论也面临着一些质疑与批评：
● 二元划分：霍尔以为高/低语境来描述不同文化的模式易催生刻板印象，且掩盖了文化在语境角度本应呈现的连续性特征，后续研究中也因此常将其简化为高、低的二元极端，此外，这样的区分方式忽视了同一文化内部的个体差异与动态变化[5]，存在文化本质主义倾向[6]。
● 缺乏系统性实证支撑：霍尔对国家高、低语境的分类主要基于个人观察和经验分析，后续虽有不少研究尝试通过数据调查、实验等方法补足其基础，但其本身在实证支撑上的充分性问题不容忽视[7]。
● 缺乏细致指标：高/低语境的区分仍停留在较为宏观层面，缺少可操作的细化指标与量化标准[8]。
后续学者们也尝试将高低语境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如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结合[9]，以确立更明确的高低语境划分维度与量化测量标准。
此外，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等工具的广泛普及，互联网时代下的沟通“语境”变得空前复杂。一方面，数字化的沟通方式和社交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缩小高低语境文化间的差异，使跨文化交流变得更加轻松便捷。另一方面，线上交往也带来新的隔阂：一是“语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可能限制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表达[10]；二是算法推荐造就的信息茧房不断强化各类“高语境小圈子”，加深“圈内”与“圈外”之间的语境壁垒，反而为跨文化交流带来新挑战。
04
理论应用
医患关系
医学学科本身强调信息传递的客观、标准化（低语境），而当临床面对患者，与患者沟通病情时，医生又常常需要面对患者身上的情境线索（高语境），两者之间的张力可能导致医患间沟通障碍。医务人员在向患者解释病情时，应兼顾医学知识的低语境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情感的高语境，以实现更有效的沟通[11]。
商业谈判
商务谈判中，高低语境文化差异常体现在双方谈判意图、谈判风格、对合同的认知以及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为了达成理想的谈判结果，谈判双方应当主动了解对方的语境文化特征，降低交流难度[12]。
广告营销
研究表明，中国等高语境文化国家的广告常蕴含更深层的文化意象，而美国等低语境文化国家的广告则往往更加直接，信息更加密集。跨国企业在制定广告策略时，应在创意层面融合两种语境的优势[13]。
新技术应用
元宇宙
元宇宙技术通过沉浸式、具身化场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数字空间中高低语境的差异，为影视等文化内容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新的机遇[14]。
大语言模型
研究发现，在高语境文化中，LLM生成的文本在情感表达上更加隐晦、内敛；而在低语境文化中则更加直接、外放、丰富，这为增强LLM的文化敏感性和适应性、设计能够有效融入跨文化交流的人工智能系统提供了理论基础[15]。
05
案例分享
High-Context Empathy in Conversations for Large LanguageModels[16]
Yuyan Chen,Lei Xia,
Jinghan Cao,Zhendong Hou,
Weinan Dai,Zhixu Li
Abstract: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exhibit remarkable capabilities across various downstream tasks, including empathetic dialogues. However, a non-trivial question arises: Do they possess high-context empathy and can they generate emotional interactions with humans? High-context empathy, which tends to be more indirect and concise like Chinese-style empathy, differs from the current empathy capabilities of LLMs. These capabilities are predominantly low-context empathy, which is often direct and lengthy, resembling English-style empathy. In this paper, We first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Chinese High-context Empathy Dialogue dataset (HED), which consists of emotional, role-based emotional, personality-based emotional, and role-personality-based emotional dialogues. Next, we explore whether LLMs have high-context empathy in conversations. After that, we propose an innovative High-context Empathy Network (HEN) to improve LLMs’ capabilities in generating high-context empathetic responses. Our empirical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is much room for LLMs in generating high-context empathetic responses, and the proposed HEN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mprove LLMs’ capabilities in generating high-context empathetic responses, but also has positive effects for LLMs in solving similar sentiment-related tasks.
大型语言模型（LLMs）在众多下游任务中表现出色，共情对话便是其中之一。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它们是否具备高语境共情能力，能够与人类进行情感互动？高语境共情（如中式共情）往往更为间接、简练，这与当前 LLMs 所展现的低语境共情形成对比——后者通常直接且冗长，类似于英式共情。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全面的中文高语境共情对话数据集（HED），该数据集由情感对话、基于角色的情感对话、基于人格的情感对话以及角色‑人格结合的情感对话四类组成。随后，我们探讨了LLMs是否具备高语境共情能力。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创新的高语境共情网络（HEN），用于提升LLMs生成高语境共情回复的能力。实证研究表明，LLMs在生成高语境共情回复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而我们所提出的HEN不仅能显著增强LLMs生成高语境共情回复的能力，还将对LLMs解决类似情感相关任务产生积极影响。
Keywords:High-Context Empathy, Large Language Models, Conversationsand Dialogues
文献来源：CIKM ’25: Proceedings of the 34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文化冲突、容错与融合机制：基于中外企业并购的新媒体传播实践考察[17]
范跃民 何超彦
摘要：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外资文化在企业并购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冲突愈加频繁和激烈，给并购企业的整合机制提出新的挑战。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企业可在跨文化管理和品牌营销中实现文化的柔性融合。具体而言，在“先过渡、后整合”的渐进式思路下，企业保留了外资企业运作特色，同时也在容错机制设定和媒介化实践中，逐步推进员工的跨文化适应和新品牌建构。相比于以往的企业并购，新媒体全方位地介入到中外资并购事件中，并在媒介效能的叠加效应中完成来源劣势国企业对外资企业的文化整合。
关键词：新媒体；并购；文化冲突；容错机制
文献来源:《现代传播》2024年46卷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