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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湖四海打工的这几年虽说什么班都上了一点，但是不论什么工作，也许是因为地域和工作环境的原因，好像总会涉及到翻译。不论是同声传译文书翻译这一类标准的翻译工作，还是当教练服务员这一类第三行业零工，翻译工作好像是在所难免的一项辅助性内容。
不能说是将母语翻译成工作语言，在我心里真正的母语一定是婴儿开口说话的第一句方言，可惜随着搬迁和教育，方言已经消失在了我的语库，好坏参半吧。跟好朋友们讨论过方言的力量，希望能有机会详说。
于我而言，只能说是将更为熟练的常用语言和工作必须的运用言语进行转换，虽说从未系统学习过翻译这门学科，但高强度的实践和此前正式翻译工作所做的一些培训还是让人感触颇多，近日正巧有间断的闲暇时间，又刚刚完成近月来工作量极大的一项翻译工作，故而整理此篇随写，记录笔者的一些思考。这篇随写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文为这几年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翻译工作的一些总结，后文则记录了笔者从实践中衍生出的对书籍类翻译工作的一些理论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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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不论哪一门类细分语言，翻译理论长久以来还是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结构学派和文化学派这一类从翻译这门工作正式纳入社会体系后就长期存在的学派为主流，不论是哪一学派，对翻译这门工作施加最大作用的主体仍然是译者本身。译者由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目标、策略以及涉入程度的深浅，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从翻译理论来说，可以分为中介者、沟通者、传达者、介入者、操控者、转换者、背叛者、颠覆者、脉络化者……）。译文既是译者存在的最佳证明，也见证了他的诸多角色，而译者在代表/再现原作者时，也代表/再现了自己。
通常来说，翻译工作即是从文字、文本、文学和文化四个层面来检视翻译成果。日常工作交流翻译和专业正式翻译工作的需求是大有不同的，前者只要词文达意，语法让对方可以理解便算是达到目标。虽说在实践前者时在这四个维度上越接近后者要求越能体现语言水平，但是以沟通为目的的翻译大可不必为难自己。于后者而言，文字翻译工作和口头翻译工作要求也不尽相同，于我而言最困难的还属同声传译，尤其是两种以上非中文的同声传译最为折磨，至今仍记得人生中第一次在UN参加的同声传译，虽说带教和同组都表现出肯定的态度，从最终表现来看的确是我此前人生历程中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概不为过。
日常第三行业工作，例如服务员，对于翻译精度所需的需求较小，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日常积累和条件反射，可以说是主动翻译的占比在沟通中越小，即接受和反馈对方表达都是下意识在用沟通语言（笔者私以为后者属于被动翻译），从效果来看会越好，这就是为什么“native”在许多国家代表着对语言的掌握程度最高，要大于“master”的水平。但是如若需要以工作语言进行授课或演讲，也算是进入了半个正式的文书翻译工作。
以笔者自身在各地当潜水教练时的经验为例，授课，不论是课堂类静坐授课还是课堂外实践授课，都是需要备课的，当然当对于教授内容已经熟练掌握烂熟于心了则不需要进行提前翻译工作了，但是刚开始做准备时，除非所有授课内容都可以熟练的用工作语言表达出来，提前翻译备课是必需的，否则在授课途中就会反复出现脑子里弹出中文或其他语言术语但是无法向学员表达出来的困境，作为教练员来说，这种情况会导致无法完成令双方满意的授课，也会有被谈话以至于被辞退的风险。
为什么只能说是一般的翻译工作呢？因为在备课途中，会出现能够以工作语言立马表达出来的内容是不需要经过翻译就可以进行输出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是要完整保留的。不对这部分内容进行翻译标准的评价反而能最大化输出这段话本身要表达的内容。但对于授课内容中第一反应是其他语言的部分就需要进行翻译加工，考虑到对于潜水瑜伽一类运动授课期间需要完全脱稿，对于翻译的标准只需要在内容上达到意思相近，专业术语准确，安全规范知识符合标准即可，过高的翻译要求反而会得不偿失又事倍功半。备课只是为了授课期间内能够将所有内容以学员语言输出并让对方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肢体动作，面部表情，语调情绪都十分重要，背诵则会使这部分表达方式大打折扣，是不可取的
对于专业翻译工作而言，要求则要高上许多，同声传译的难度在于要在瞬间翻译出能够和表达者输出内容98%相似的内容，虽说可以根据文稿提前做好准备，运气不好的时候没有文稿或者表达者即兴发挥，在不知表达内容主旨和基调的情况，很难做到对于翻译内容的检验就直接向其他检验者进行输出，略微类似于写论文时不修改不检查把大纲按照想法写出来直接交给老师批改审阅，对于优绩主义来说，这大概是万万不可取的（虽说本人认为优绩主义也是万万不可取的）。
就笔者参与过的同声传译工作来看，英语和汉语的语序几乎一致，二者句型结构均属于SVO（主谓宾），二者互译相对简单。而德语和日语是SOV，谓语动词出现在句末，算是挑战之一。法语西语则难在动词变位多时态、大量不发音的字母、强制连读和联颂，后者尤以语速快而让人备受打击。
（同时本人并不赞成非系统地同时学习多门语言，非常容易成为bye-lingual。笔者个人的感受是学习到能够沟通的水平但是又不属于完全掌握这个居中阶段时，非常容易出现吃火锅的局。常见的是中英混杂表达，此类表达方式容易被误认为装*，但是大多数人仍可理解；让人煎熬的是学习的语言越多相当于放入火锅中煮食的材料越多，极有可能想捞凤爪但是一勺子把除了凤爪全部捞上来但是在做其他人无一能吃的情况。能够不论难度主题以单一语言表达全部内容完成谈话是本人长期追求的核心目标，此文即为成果之一。）
我仍然记得UN的supervisor在对我培训时得知我并非专业出身也是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尝试，便对我说: “如果要当一座桥梁，就不要害怕被人践踏。”虽说这句话也是我翻译的结果，但不论是原文还是中文，我想不论过去多少年我都会铭记于心。所谓 “译者，益者也。”不论是同声传译还是文稿翻译，译者不仅在细读/翻译中受益，也透过翻译让作者与读者收益，并增益译入语的文化。虽说翻译并非本职工作，但致力于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了解与互惠的翻译，是非常值得有心人投入的毕生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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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项工作累积起来的翻译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在接触文稿翻译的初期，我的supervisor非常喜欢提醒我的一句话就是: “Traduttore, traditore.” 虽然这句在翻译界非常有名的谚语本身就是起源于意大利语和我的supervisor自身是意大利人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巧合。不细究他长期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原因，这句话本身翻译起来就非常有难度。并不是说翻译其要表达的含义对于译者和接收者难以理解，而是从意大利语文法来说要达到形、音、义兼顾颇为难得。
在意大利语中，把traduttore一词中的u变成i，两个t译成一个t便使得‘翻译’（translate）变成了‘中伤、叛逆’ （traduce）。这句谚语来表达无法如实翻译和部分内容的不可译性，一般的英译 “ Translators, traitors.”和中译 “翻译者，反逆者也。”都已经试图贴近原文的意义、对仗及双声叠韵。也有人翻译成 “译者，逆者也。”这样则更为简化，而且保持了意义、押韵及对仗，但未能顾及双声和所谓的头韵（alliteration）。而且不论是中译还是英译，二者都无法完全还原出意语在此处谚语的特色和灵巧，正如其他各类语言翻译中会遇见的困境。出入于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译者，服侍着两位个性迥异、要求不同的主人，因此往往陷入左支右绌、动辄得咎的窘境。
译者这份工作，最容易收获的不是成就感而是遗憾。译文的措辞与句法若太像原文，虽有可能被赞为忠实，但更可能被说成生硬不通、食外不化的直译、硬译甚至是死译；然而若译文太像标的语言般流畅通顺，则又可能被质疑为了迁就本国语言而牺牲了原文的特色以及失去了可能丰富标的语言的机会。总之，翻译若过则犯了添加之罪（sin of commission），若不及则犯了省略之罪（sin of omission）。与此同时，过与不及的定义和标准不但人言悬殊，而且可从原文和译文的双重角度来检视。因此，译者差不多就成为了语言夹缝间动辄得咎的中间人，沦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对象了。即使如此，年度间仍有大量优秀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出版，译者间也是人才辈出，实乃一大幸事。
此前笔者在一中东国家的医院陪伴一位小友两月有余。小友在医院刚过6岁生日，语言系统仍有待开发，由于我是他住院期间陪伴最久的陪护，他就对中文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虽说笔者的中文远远无法达到授课的能力，但是向他以简单的阿语、英语和中文朗读《格列佛游记》笔者还是能略尽一份心力的。（选择本书是因为医院书架里可供选择的阿-英双语文本极为稀少，笔者担心他的提问笔者还需参考中文版本书进行回答于是在当地市集里寻中国人购买中英书籍，机缘巧合便集齐了三语版《格列佛游记》）。
与其说是念书，不如说是与小友共同学习对于书籍来说各语言翻译间所用心思之深。此处因考虑到本人阿语并不熟练，便摘去一些我与小友共同思考的阿语巧思。笔者对于本书翻译的理解最初是非常浅显的，在中英译本实体书之外部分感觉逻辑不通顺的地方笔者在有信号时会在网络上查看其他译本，之后在香港和台湾也有幸参考了其他译本并记下一些想法，近日得闲便能把这些思考串联，从最为标准的“文字-文本-文学-文化”和语言形式的角度来对本书我所参考的译本做一些简单分析。
斯威夫特《Gulliver’s Travels》 中译本：1. 1872. 谈瀛小录. 译者不详. 申报. 清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至十八日(1872年5月 21-24日) ；2. 汗漫游 (原名《僬侥国》). 译者不详，绣像小说5-71期. 清光绪二十九年六月至三十二年三月 (1903年7月至1906年3月)；3 1906. 海外轩渠录. 林纾与魏易 (一说曾宗巩) 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4. 1948. 格列佛游记. 张健译. 上海：正风出版社；5. 1995. 格列佛游记. 杨昊咸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6. 2004.格理弗游记. 单德兴译.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文字
对于文字的检验是最为基础的，因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准确，而文字这一检验标准在四维度中则像是显微镜观察，即使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不会用显微镜观察事物，但是一旦译本需要发表必然会有从业者进行评判，此时文字标准就要求译者不仅要掌握单词的现代意义，更要意识到其在原时代的语言使用习惯中所承载的历史情绪与社会结构。唯有如此，译文的语言才能真正“活起来”，让读者感受到原作中词汇的分量与历史的呼吸。对译者而言，文字并非静止的符号，而是时代经验与叙述态度的综合体。
在《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的语言极富层次感，每一个词都承载着时代语气与社会象征。以“Mrs.”为例，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中，这个称谓不仅意味着“已婚女性”，还暗含社会地位、礼仪与身份关系的差异。它可能指一位受人尊敬的女主人，也可能在讽刺语境中表现出某种虚荣与阶级偏见。如果译者仅将其译作“太太”，看似忠实，实则削平了其社会语气和文化意味，使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消失无踪。
（二） 文本
如果说文字是作品的表皮，那么文本结构便是它的骨骼。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句子的简单拼合，而是一种有机的思想系统。译者在这个层面上的职责，是维持作品的整体逻辑与内部一致性，也即作品的灵魂。一个合格的译者不仅是语言的使用者，更是作品结构的解读者。他必须洞察原作的逻辑脉络，理解词语与语气如何在全书中彼此呼应，并在译文中重现这种内在张力。所谓“文本的忠实”，并非局限于逐章逐句的精确，而是体现在整体结构与思想节奏的保持之中。
《格列佛游记》在形式上看似是一部航海小说，但其实是一个思想递进的讽刺体系：从小人国的权力荒谬，到巨人国的相对视角，再到飞岛国的理性狂热和马国的道德终点。每一部分都映照并深化前一部分，构成了理性崇拜逐渐崩塌的思想结构。在这种文本结构中，语言的连贯性尤为重要。比如“physick”一词，在书中既可指医学，也可带有讽刺意味，用以揭示当时理性主义医学的虚伪。如果译者在不同章节中采用了不同译法 （如“医术”“医学”“疗法”等），则会破坏作品的语义统一，使斯威夫特反讽的连贯性被削弱。译者在文本层面上的工作，便是维护这种隐形的连续性，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感受到作者思想的流动。
（三） 文学
当翻译进入文学层面时，译者的任务便不再是单纯地“译对”词句，而是要理解并再创造作品的文学意图。斯威夫特的写作充满了讽刺、象征与反讽的复杂结构，若译者仅以语言技巧应对，便难以触及作品的精神核心。真正的文学翻译，需要译者具备与作家同等的文学感受力，去体察语言下潜藏的心理与思想运动。
以主角的名字“Gulliver”为例，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在英文中暗含多层讽刺：词根“gull”不仅指海鸥，也指“轻信的人”，暗示主人公在理性与信任之间的盲目；而整个名字的节奏又带出一种略显滑稽的韵味，使人物从一开始便笼罩在反讽的语气中。若仅依音译为“格列佛”或“葛列佛”，读者便无法感受到这一层隐含的象征。作者因此提出“格理弗”这一译名，以“理”象征理性，“弗”寓意阻滞或否定，既保留原音，又通过词义再创造传达出“理性失效”的讽刺意味。这种译法并非机械的语言模仿，而是译者在文学层面上的主动创作。译者必须理解小说的讽刺传统，意识到斯威夫特的讽刺并非表面的幽默，而是一种针对人类理性与社会虚伪的深刻批评。译者若无法识别这种文学基调，即便语言流畅，也只能得到一部“故事译本”，而非一部真正的“文学译本”。
（四） 文化
文学语言总是扎根于特定的文化语境。词语的意义并非普世恒定，而是在文化系统中获得定位。译者在文化层面上的挑战，正是如何让那些深嵌于特定社会的词语与概念，在另一种文化中重新获得生命。《格列佛游记》充满了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风俗、阶级与思想痕迹，这些元素往往在表面叙述中被掩盖，却在细节处决定了语义的方向。
以“cousin”为例，英语中该词可以指任何堂表亲属，而不区分性别与血缘远近；但在中文语境中，亲属称谓极为复杂，讲究性别、辈分与父母一方的差异。译者若直接译为“表兄弟”，便会人为限定关系；而若译作“表亲”，则显得模糊但语气自然。这样的取舍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文化判断的体现。译者需要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异文化的陌生感，又在何处进行“归化”处理，使读者既能理解又不失异国气息。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那句平淡的自我介绍：“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小块地产；我是五个儿子中的第三个。”在英国的历史语境中，这句看似客观的陈述，暗示了“长子继承制”的社会制度，即长子独享财产，次子以下必须自谋生路。格列佛之所以成为船医、不断出海，其实是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命运。若译者忽视这一背景，读者便会把故事理解为个人冒险，而非社会讽刺。由此可见，文化层面的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解释行为。译者必须像文化人类学家那样洞察语言背后的制度逻辑，并通过注释、译序或细微的语气选择，让另一种文化的思想与习惯在母语中得以被感知。
（五） 形式：译注、文体与标点
语言的形式是翻译的最后一个层面，不属于四维度明码标价的判断层面，但是译者如何选择语体、如何使用标点、是否增添译注……这些看似技术性的问题，其实都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也反映译者对原作的理解。翻译作品中的各种形式能够体现译者如何看待文学与读者的关系，即反应出作者的态度。
译注是理解的桥梁。面对跨文化的文本，译注能帮助读者进入陌生的语境，但它的作用在于提示，而非主导。好的译注简洁、必要，能在关键处点亮理解，却不会压过文本本身的声音。译者既要帮助读者理解，又要让读者在阅读中保持发现的自由。
文体的选择则更具创造性。《格列佛游记》的语言兼具理性与讽刺的色调，译者若全用白话，固然易懂，却可能失去原作的古典气息；若全用文言，又会令现代读者望而却步。部分译者者因此主张采用一种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语体文，既有古雅的格调，又保持现代语言的流畅。这种平衡的语体既是语言选择，也是文学判断的结果。
至于标点与句法结构，译者同样需要权衡。斯威夫特时代的英语句式长而复杂，标点稀疏，常以大写字母强化语气。完全照搬会令现代读者阅读困难，过度改写则会失去原作的节奏感。最理想的方式，是在保持句式呼吸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现代化的整理。这样，译文既能保留十八世纪的叙述韵律，又能让现代读者体会其语言的理性冷峻。由此可见，形式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姿态。译者如何断句、如何注释、如何遣词，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他如何理解这部作品。
在《格列佛游记》各式各样的译本中每个译者对于文本的理解也多有不同，我在整理思绪的过程中仅浅选几处争议较小，即在后续译本中较为统一或在译本发布后收到肯定的内容罗列于本文中。本人鲜少从事书籍类正式文稿的翻译工作，对于文章的正式和非正式翻译倒是在工作学习中都频频发生，也熟识一些书籍类翻译工作从事者，以上内容也是近年内持续的实践和间断的理论研究的一些总和。
不论是正式非正式翻译，亦或是口语文稿类工作，翻译的过程，总是像在拍醒不同文化、思想与语感的过程。译者拍醒沉睡于对方文化中的意义，让原表达在新的语言里重生；同时也拍醒母语，使其在吸纳外来经验的过程中变得更宽广、更灵活。主动翻译和被动翻译都不仅是理解表达者的途径，也是翻译语言系统自我更新的契机。
在此私心推荐姜乙老师德文直译的《悉达多》，就笔者粗浅的德语水平来看，这部译本对原作的表达和重构简直是现象级作品，常看常新。
私以为，译者，就是传递他人的思想并拓展本民族语言的表达疆界的人，不需要大量作品的出台，也不需要有各类奖项的堆积，当译者听见另一种文明的声音，感受到另一种理性与感性的脉动时，让语言之间重新建立了倾听的关系，让不同的世界在文字中互相看见，译者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若能在此基础上将原表达传达给他人，不论是身边亲友还是远方读者，都是额外收获了。
笔者已许久未有机会着笔与长篇中文散思，各种机缘巧合能于近日得闲休整，只是沉溺于丝涟珠牵的记忆和手稿中串联起一些不成熟的关于从事过翻译工作，研究过的翻译理论以及记忆中认真与他人讨论的翻译成果的思考和感想，不知不觉竟也写下诸多文字。内容中如出现未能查证、校验和勘正的错误，尽请批评指正，也希望对专业从事者不至构成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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