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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速览许钧教授聚焦 AI 技术挑战，重审翻译五大基本问题。文章结合学界观点与翻译史，探讨翻译本质、价值与伦理，剖析人机关系与译者主体性，既肯定技术价值，又坚守翻译初心，为翻译实践、研究与教育提供深刻启迪，值得相关从业者与研究者细读。
翻译基本问题再审视
——面对AI技术挑战的思考
最近一个时期，无论是社会，还是学界，都在谈人工智能，都在议论人工智能提出的挑战，有疑问，有焦虑，当然也有理性的思考。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提出的挑战，笔者拟从翻译的本质出发，对翻译基本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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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回应AI技术的挑战
当下，社会对翻译似乎特别关注，对于翻译，议论很多。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不断发展，翻译变得容易了。基于这一判断，翻译专业的前景遭到了质疑，渐渐地形成了一种看似普遍的社会性认知：人工智能翻译的效率比人工要强得多，翻译职业前景堪忧。据笔者观察，对于这种认知，中国的翻译学界倒是持有清醒的态度。学界没有受到过分的干扰，而是不乏探索精神，对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带来的挑战进行深入思考和多维探讨。这类思考与探索涉及翻译、翻译研究与翻译教育，其中不乏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批判。在国内翻译学界，杨枫的批判立场是最为彻底的，在《当代外语研究》2025年第1期的卷首语中，杨枫借用乔姆斯基的观点，明确地指出，“ChatGPT不过是高科技的知识剽窃工具，因为，本质上AIGC并不创造新的知识，它不以探求真理为目的，而成为在语言中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自我指涉、自证循环”。而对于人类真正的翻译活动，杨枫（2025：2）则坚定地声称：“立足知识的物性、捍卫翻译的人性，以真求知，以善为本，以美为目的的翻译实践，将是 ‘人事万物的尺度’ 的最后坚守。”当下，人工智能技术似乎统治着一切的时代，杨枫的观点是具有颠覆性的。而向来恪守中庸之道的笔者，对新技术几乎一窍不通，无意、也无能力就人工智能技术之于人类翻译活动的是与非做一判断。但作为一个已走过半个世纪翻译历程的翻译学人，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倒也有不少的疑问和思考。“翻译”，笔者将之定位为人类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确实如杨枫教授所言，翻译活动彰显的是“人性”，因为翻译活动本质上是人类“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对于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笔者向来持有积极的态度，多次呼吁翻译与翻译学界要拥抱新技术。在修订《翻译概论》一书过程中，笔者专门邀请胡开宝教授撰写了“新技术如何助推翻译与翻译研究”一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数据时代的翻译能力得到了提升。技术的本质在于对人类能力的延伸与扩展。大数据时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翻译技术工具，能够帮助译员解决翻译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从最早的机器翻译技术，到稍后的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再到今天的神经网络及其翻译技术，翻译技术的概念内涵逐渐丰富，极大地推动了翻译行业的发展。”（许钧 2020：283）在笔者与穆雷合作主编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核心课程教材《翻译学概论》中，胡开宝在其负责撰写的“翻译与技术”一章中明确指出：“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给翻译这一古老的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使现代社会的翻译实践发生了深刻变革：翻译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翻译效率大幅度提高，翻译模式从传统的个体转变为基于云端平台的多人协作翻译。这些变革给译员能力和翻译行业带来深刻变化，引发人们对翻译主体界定的讨论和相关伦理的思考。”（许钧、穆雷 2023：261）
上述这两段话分别发表于2020年和2023年。ChatGPT是2022年底发布的，仅仅数年间，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便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随之而来的翻译实践、翻译研究与翻译教育领域的问题也日益增多，翻译研究似乎变得愈加复杂。学界有一批觉醒者，他们对AI技术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就AI时代下的翻译、翻译研究和翻译教育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也于近期在翻译杂志发表了一些成果，有些题目很吸引人，引人深思，比如《中国翻译》2024年第6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教育：从工具行为到交往行为》，文中阐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学界为何要以及如何“重塑翻译实践观、重识人机关系、重构翻译教育观”（任文 2024：48）。又如《上海翻译》2025年第2期的《人工智能时代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要素构建与发展研究》，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与国家翻译能力需求的双重背景下，构建国家翻译教育的能力尤显重要”（李德超、李智 2025：25）。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最难以发挥作用的文学翻译领域，仍有学者展开了初步探索与研究，如《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的《人工智能文学翻译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人工智能在文学翻译中难以复制人类译者的 ‘文学性’ 与 ‘主体性’ ”，而“维护文学翻译的人文价值和伦理责任就是维护人类的尊严”（袁筱一 2025：1）。在这些探讨中，实际上都涉及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问题，要“重识人机关系”，如杨枫把翻译定位为人学，袁筱一把文学翻译的人文价值与伦理责任提高到“维护人类尊严”的高度。他们的观点可将学界引向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人类为什么要翻译？翻译有何价值？翻译有何伦理责任？
在笔者看来，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确实如学界的有识之士所言，要重新认识翻译，要“重塑翻译实践观”，要“重构翻译教育观”，要“构建国家翻译教育能力”。这一个个“要”，显得非常迫切。谢天振教授在10年前提出“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做了多次深入探讨，如《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的《现行翻译定义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对重新定位与定义翻译的几点反思》，以及《东方翻译》2015年第6期的《翻译巨变与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从2015年国际翻译日主题谈起》。此外，谢天振还发起召开过三次有关“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的学术论坛，其观点很明确：“翻译正在发生巨变，发生一场两千年来中西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从翻译的对象、翻译的手段、方式，翻译的方向（译入或译出），等等，无不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谢天振 2015：4）谢天振基于翻译五个方面的巨变，提出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细读谢天振的有关文章，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先知性地预见近年来突飞猛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翻译方法上带来的巨变，但他已经前瞻性地预见未来“科技手段的应用和介入”，并指出，“随着网络化时代的来临，翻译的手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电脑、因特网以及目前还无法完全预见的科技手段的应用和介入，不仅提高了翻译的质量和效率，还从根本上改变了翻译的传统方式，使得跨地域的合作翻译成为可能，这是过去几千年所难以想象的”（谢天振 2015：8）。实际上，早在20世纪末，中国翻译学界就有学者就新技术的发展对翻译内涵带来的变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翻译概念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翻译不仅仅是由人直接参与的口译或笔译，而且包含各种数字代码的互译、光电编码信号的转换、人机互译、机器翻译等。”（穆雷、方梦之 1997：167）这些具有前瞻性的观察与思考，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显得尤为珍贵。谢天振在其文章中多次使用“根本”一词，穆雷、方梦之强调翻译概念内涵的深刻变化，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在笔者看来，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对翻译、翻译研究与翻译教育提出的种种挑战，我们有必要回到翻译最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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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基本问题再审视
问题一：何为译？这是翻译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做翻译，研究翻译，教翻译，必须首先回答“什么是翻译”这一问题。建立正确的翻译观，是从事翻译实践、翻译研究和翻译教育的基础。谢天振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翻译活动发生了诸多巨变的情况下，要重新为翻译定位和定义的意义，就在于此。刘云虹与笔者在《如何把握翻译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创造性−关于翻译本质的对谈》中就如何重新定义与定位翻译，提出了一些看法。在近年有关何为译的探讨与反思中，冯全功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他主张“采取最简化原则，把翻译定义为一种符号转换活动”（冯全功 2022：11）。在他看来，“符号转换性是翻译唯一的本质属性，其他属性，如社会属性、语言属性、文化属性、交流属性、创造属性、审美属性、历史书写、经济属性、认知心理属性等，则是翻译的衍生属性”（冯全功 2022：11）。笔者并不完全认同冯全功关于“翻译的衍生属性”的说法，但冯全功把翻译的符号性看作翻译的本质属性，是有其道理的。在当今时代，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其根本的功能就在于符号转换。其最为人赞誉的，就是其符号转换的高效率。从翻译的符号转换性去看，人工智能翻译几乎无所不能。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人工智能都大有可为。就笔译而言，大部分体裁的文本，人工智能翻译都可以比较顺利且高效地进行符号性的转换，尤其是非文学文本，人工智能翻译的准确性与质量更是值得称道。而雅各布森所说的符际翻译，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普遍的实践。从诗到画，从文字到影视，多模态的符号转换，极大地拓展了符际翻译的可能性。如此观之，人工智能翻译给人类带来的，是便捷，是解放。
但翻译活动，单就其符号转换性而言，并不如此简单。在人类悠久的翻译历史中，符号的转换形式，是翻译人探讨的重点之一。符号转换的对等性、等值性，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一直是翻译人追求的目标。但是语言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生态的差异、审美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让看似简单的符号转换变得错综复杂。在人工智能翻译高效完成的符号转换的结果背后，翻译所指向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变得更为尖锐。
问题二：译，还是不译？笔者在对翻译技术的思考中，对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之于翻译事业的推动作用，始终持肯定的态度。笔者甚至认为，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会无限拓展不同语言之间互译的可能性，让弱小语言和弱势文化也有了被翻译的可能，有了与其他语言和文化交流互鉴的可能。而一旦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译和交流成了普遍的实践，弱小语言便有了生存的可能，有助于巩固语言的多元，而语言的多元有助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然而，从翻译史角度观之，翻译活动并非仅为语言形式的简单转换。事实上，在有关翻译本质的思考与探索中，翻译学界最可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正是对其多重属性和复杂性的重视与认可。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这是一代又一代翻译人通过对翻译的不懈探索而得到的共识。符号转换性的背后，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场域，是一个涉及翻译内外的活动要素系统。别的暂且不论，若单就技术而言，笔者相信美国比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会差。但针对翻译问题，不仅仅是技术能力的比拼，更是语言关系、文化关系的构建。翻译的开放性与创造性，并不仅仅体现在翻译的符号转换性上。谢天振所强调的翻译的方向性的变化，从“外译中”到“中译外”，由单向变成双向，不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而是因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要。由于对翻译的理解不一，由于文化强弱关系的不平衡，更由于意识形态的不一，译，还是不译，终究成了一个难题。很难想象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占据优势的美国，现阶段会积极主动、大规模地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在我们的译和美国的不译之间，相隔的不是技术，而是翻译所指向的语言关系、文化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等。吕俊（2002：109）就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更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和替代，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环境里的改造、变形或再创作。”吕俊在此所涉及的“改造、变形或再创作”，远不是符号转换性所能揭示的问题，也不是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所能解答的问题。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的初期，即使在国内学界也有着不同的认识，有关其必要性的讨论甚至争论，充分说明了“译”与“不译”，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问题三：译什么？翻译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一个人做翻译，从事翻译事业，一定会有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对翻译的追求。笔者在二十多年前撰写《翻译论》一书，对译什么的问题有过较为深入的思考。书中曾提及梁启超，“在19世纪末，梁启超曾在《变法通义》中专辟一章，详论翻译，把译书提高到 ‘强国第一义’ 的地位。而就译书本身，他明确指出： ‘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梁启超所言 ‘择当译之本’ ，便是 ‘译什么书’ 的问题。他把 ‘择当译之本’ 列为译书三义之首义，可以说是抓住了译事之根本”（郭延礼 1998：227）。梁启超论及的翻译三义，对今日思考人工智能翻译问题仍有深刻的启示。“译什么？如何译？如何培养能译之才？”都是当下必须回答的问题。梁启超把翻译作为强国之道，而译什么，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思考翻译问题，应该结合中国悠久的翻译历史，也必须介入当下的翻译实践。在中国翻译历史上，许多关于翻译的思考与探索，有不少是围绕着“译什么”这一重要问题展开的。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译什么的选择，决定了中国翻译历史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
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中，严复在“译什么”的问题上所做出的选择，具有显著的导向性作用。他所翻译的《天演论》，被认为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所有译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书”（罗新璋 1998：1）。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引入，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成为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其历史影响深远。与此同时，鲁迅对中东欧文学的特别关注亦非偶然，其在“译什么”的选择上，同样体现出深刻的文化动机与价值判断。当下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对译什么的选择，还存在着非常突出的问题。就“翻译中国”而言 ，有部分学者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外译的必要性还存在疑惑，对选择什么作品进行外译，缺乏深度的理论思考。就“翻译世界”而言，一方面，渠道不畅通，干扰的因素很多；另一方面，翻译选题的市场化倾向，让一批格调不高、价值不大的作品涌入中国市场，难以真正实现翻译的价值。面对“译什么”这一问题，根据笔者的观察，人工智能尚缺乏智能的回答，学界也少有深入的讨论。译什么，目前不缺自上而下的规划与计划，缺少的是学界真正独立的思考与追问。笔者一贯主张推进中国学术成果的对外译介，其必要性毋庸置疑。然而，部分已被选定译介的著作，其学术价值及外译的紧迫性与代表性，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近期笔者读到一篇有关人工智能时代文史研究的文章，作者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提出了与“译什么”密切相关的问题：“网络时代，机器瞬间能找到的史料，严格说就不是史料，是现成知识。现成知识只能是解决新问题的辅助史料，其间找什么史料比能不能找到重要得多，知道找什么史料是研究，能不能找到是技术。”（谢泳 2015：5）依此逻辑，“译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性地位应引起高度重视。
问题四：谁在译？关于译者，学界的认识可以说已经基本一致，即译者居于翻译活动的中心地位，是符号转换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主体。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发展，译者的符号转换活动，在技术的层面或可完全被机器取代。如今，学界再次提出谁在译这一问题时，其意义便发生了重大变化。近日，网络上广泛关注的一起社会事件−小米SU7在高速行驶中发生碰撞并引发自燃，这一悲剧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智能驾驶技术的激烈讨论。有观点指出，该事件的“真凶”正是“智驾”概念的泛化、泛用与盲目信任。车辆启动智能驾驶系统时，驾驶者究竟是谁？是人类，还是算法驱动的机器？事故发生后，又应由谁承担责任？这一连串问题不仅关涉技术与伦理之间的纠葛，也触及“理”与“义”的根本界限。而这些问题在本质上与翻译研究中“谁在译”这一关键议题之间具有深刻的相似性−无论是智能驾驶还是语言转换，在 “人工智能化”的背后，都隐藏着对于主体性、责任归属等复杂的伦理和现实层面的追问。
翻译活动关涉人类的跨文化交流，需要互相理解，互相沟通，互学互鉴。要达到这一点，译者必须为翻译活动负责。人工智能翻译在符号转换活动中，必须以建立互信为主要出发点。基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笔者一直坚守一个观念−做翻译的，求真是第一位的，而要求真，必须坚守翻译的伦理。而谈到翻译伦理，“信”的问题便不可避免。翻译活动，如果失去了信，翻译的目标是无法达成的。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谈翻译活动的四步骤，其中最为根本的，便是第一步“信任”。笔者在《翻译论》中对斯坦纳的“信任”说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和阐释。“信任”殊为重要，对于译者而言，要“信”原文，“不悖”原文；对于读者而言，读“信”于原文的译文，本有求真的保障，信原文，才有可能从译文中得到启迪。
回望近五十年的翻译历程，笔者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译者必须着力于建立交流双方的“互信”关系，要对自己翻译的真实性负责，为翻译的准确性负责。从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信”的问题，或者说“信任”的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客观地说，在目前阶段，甚至放眼未来，人工智能都难独立翻译，更难以为翻译活动负全责。任何人工智能翻译的文本，如没有译者的介入，都难达成“信任”。由“信”入手，指向的便是“责任归属”问题。谁翻译，就意味着谁负责。那么，一旦论及“负责”这一问题，便不可避免地需要追问：译者究竟为谁负责？作者的创作意图、文本所承载的意义以及读者的接受期待，均构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量的要素。基于此，符号的转换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替换，而是构成了一个牵涉诸多伦理因素的复杂系统，且这个系统需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学界对主体性已经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如刘云虹认为，译者的主体性不是自然而然达成的，需经过一个主体化的过程：“译者首先要有其主体化过程，在明确的主体意识下展开行动，译者主体性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存在。”（刘云虹 2022：590）。而译者的主体化过程中，刘云虹认为“最关键的是主体在翻译行为过程中的意识、立场和行动。也就是说，主体意识的增强、伦理立场的确立及创造行动的实施，构成译者主体化的基本条件”（刘云虹 2022：593）。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讨论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所涉及的“谁在译”这一基本问题有较为深刻的启迪。在思考人工智能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时，首先应持有一定的批判性立场：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有翻译的意识、动机与目标追求吗？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有翻译伦理的坚守吗？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有创造性的行为吗？这类的质疑，目的并非要否定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而是要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使用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要更加坚守翻译的主体性，且通过译者真正的主体化过程，明确译者的责任、追求与使命。
问题五：如何译？面对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这一问题似乎不用回答，因为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最擅长的，就是如何译。从技术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翻译与人类翻译采取的方式显然是不同的。翻译的本质属性之一是符号的转换性，关于这一点，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同样是符号转换，人工智能翻译的转换方式与机制和人类译者的转换方式与机制具有根本差异。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技术面对的如何译，与人工译者所面对的如何译，并不处于同一认知层级与思考维度。照理说，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根本任务就是符号转换，即把出发语文本转换成目的语文本。在这一点上，人工智能翻译的效率是人类译者所无法比较的。但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转换的结果。这种结果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关于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这种说法虽比较夸张，但不同的译者，对原文会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会产生不同的翻译结果，确实是常见的现象。数千年来，我们对于翻译活动的认识不断加深，对翻译方法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有一点，学界的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具有不同的翻译观的译者，对“如何译”这一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采取的翻译方法也各异。数千年来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归化与异化之争，至今还在继续。这两种事关“如何译”的原则性问题，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是否能予以化解？考察中外翻译历史，不难看到文本的符号转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冯全功认为，翻译的符号转换性“引发了诸多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如谁来转换、转换什么、如何转换、转换单位、转换目的、转换效果、转换价值等。对这些问题也需要深入思考，涉及翻译主体、翻译对象、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翻译单位、翻译批评等研究领域”（冯全功 2022：16）。在冯全功看来，翻译的符号转换不是一个简单的如何转换的问题。如何转换，要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也会引发涉及翻译的诸多基本问题。
因此，在讨论人工智能翻译的时候，不能只看到转换的效率、转换的结果，还要思考人工智能翻译是否有自己的翻译观、翻译立场、翻译目的。谢天振在为翻译重新定位与定义的大讨论中，对“如何译”的问题非常关注，原因也在于此。就“如何译”而言，以往的研究中常常会涉及翻译的变通、翻译的妥协、翻译的选择与翻译的接受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如何译密切相关。严复翻译《天演论》，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其翻译的方法引发了诸多的思考、讨论甚至争鸣，但其功效与价值却常被称道。具有悖论意义的是，有争议的翻译方法却产生了被普遍称道的效果：“《天演论》的成功和广泛传播，离不开严复正确的翻译策略和手法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本质上于严复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诗学价值观的审时度势密切相关。”（包通法、黄宇杰 2024：53）这里所说的“正确的翻译策略和手法的选择”，实则强调翻译决策的多重考量，其背后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在当下的中国文学外译中，翻译方法因其重要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而备受关注，激发了翻译界、文化界和媒体各方面的热议和争论，这迫切需要译学界进一步把握翻译方法问题的复杂性，从翻译本质、翻译价值目标、译者主体性、文学译介和文化接受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等多方面对翻译的选择和运用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同时澄清中国文学外译中翻译方法问题的某些功利化或绝对化的认识”（刘云虹 2024：83−84）。面对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刘云虹所提出的有关“如何译”的问题，显得更为尖锐与迫切，需要我们译学界深入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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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有力地助推翻译活动、提升翻译效率的同时，也为翻译、翻译研究与翻译教育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拓展了广阔的思考空间。笔者认为，在这一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时刻，翻译学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积极拥抱新技术，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翻译时代，要坚守翻译的初心，深刻洞察翻译的本质，回归翻译的基本问题，明确翻译人的责任、追求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