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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的稷下学宫不仅是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心，更是战国时期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孟子初到齐国时，稷下学宫正处于兴盛时期，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
在当时的稷下学宫，流行着三种关于人性的论述：第一种观点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也”，即人性没有善与不善的区别；第二种观点认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即人性没有定性，圣王熏陶下的百姓爱好善行，为人善良，而暴君统辖下的百姓性情暴戾；第三种观点认为，性的善恶因人而异，“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
孟子不循旧说，独辟蹊径，开创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并与告子在稷下学宫就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初见孟子，告子先发制人，试图说服他接受“性无善无不善”。他说道：“老夫子，我告诉您啊，人性就好像长在院子里的那棵杞柳树，而仁义呢，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杯盘一样。杞柳树独立于杯盘之外，没有好与坏的区别。人性也一样，独立于仁义之外，没有善与恶的不同。”
孟子反问道：“先生，您是顺着杞柳树的材质制造杯盘，还是要毁坏它的材质制成杯盘呢？按您的学说，似乎只有毁掉杞柳树的本性才能制成杯盘，推而论之，也只有损坏人的本性，才能践行仁义。如果您的这一学说盛行，必定会造成人们对仁义的诋毁和破坏啊！”
告子见以“杞柳”比喻人性不能说服孟子，反而遭致他的猛烈反驳，于是转为以水性来比喻人性。
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如果你从东方开个口子，水就向东流。相反，如果从西方开个口子，水就向西流。可见，人性没有善与恶的区别，就像水从来不选择是向东流还是向西流一样。”
孟子反驳说：“水确实没有向东流还是向西流的定向，但是也没有向上流或者向下流的定向么？人性的善良，就像水选择往下流一样。人没有不善良的，就像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当然，如果你拍打水面，让它溅起来，确实可以高过额角；借助戽斗的力量，也可以引水上山。但是这些改变是水的本性么？是外力使它如此而已。那些做坏事、行恶行的人，本性的改变也是这样的。”
显然，告子以水喻性较之杞柳更为贴切，能较为直观地论证他的“性无所谓善恶”的观点。尽管如此，这一论据在善辩的孟子面前也难以立足。
在论辩接连失利的形势下，告子直接给出了他对性的定义。他指出：“性的定义并不复杂，那些生下来就具备的资质就是‘性’。”
“你所谓‘生下来就具备的资质就是性’，就像白色的东西都叫白么？”孟子提问道。孟子善用类比推理论证对手辩题的荒谬性，显然，他并非简单重复“生之谓性”的内涵，而是给告子设了一个陷阱。
告子对孟子的论辩技巧和方法缺乏警惕性，懵懂地回答“是”。
孟子见告子已步入陷阱，进一步诱导说：“那么，白色羽毛的白和白雪的白是一样的，白雪的白和白玉的白也一样，对吧？”
告子回答说“正是。”
孟子反诘说：“照此类推，按你的逻辑，狗的性和牛的性是一样的，牛的性和人的性也相同？”
这一结论的荒谬性显而易见，令告子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但告子毕竟是稷下学宫中著名的学者，虽一时难堪，但沉默片刻，他又转换了论题，从新的角度和孟子展开辩论。
他说：“喜欢吃美味的食物和爱好女色是人的本性。仁是发自内心、固有的东西，不是外来之物；而义是外来的东西，不是人发自内心的固有之物。”
孟子反问道：“为什么说仁是发自内心的东西，而义是外来的呢？”
告子解释说：“假如这儿有位老人，我会因为他年纪比较大而去尊敬他。显然，我的尊敬之心来源于他，并非在我心中早已存在。这好比物体本身是白色的，所以我认为它白。义和白一样，都是我从外在之物中得到的认识，所以说义是外来的。”
“义和白是不同的，” 孟子严厉地指出，“虽然白马的白和白人的白是一样的，但是人们对老马的怜悯之情和对长者的恭敬之心是不同的。而且，‘义’不是用来称赞老年人，而是表扬那些尊敬老年人的人。也就是说，义指的是尊敬长者的‘我’，而非在长者本人。”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告子进一步解释说，“我爱我的弟弟，但不爱秦国人的弟弟。这是就弟弟和我的关系来定的，因此我认为爱是内在的。但是，把楚国的老人当作长者尊敬，与把我自己家里的老人当作长者敬重没有什么不同，这是由他们的年龄决定的，所以我认为义是外在的。”
“秦国人烤的肉我喜欢吃，我自己国家的人烤的肉我也喜欢吃。我对烤肉的喜欢是由烤肉的味道决定的。按你的论证推理，难道我喜欢吃烤肉的心也是外在的么？”孟子反问道。
“……”告子再次语塞。他自己明白，如果承认喜欢吃烤肉的心也是外来的，必将会和自己“食色，性也”的论断相矛盾，因而告子再缄其口。
在前面的论战中，孟子将重点放在反驳告子人性论的自相矛盾上，在论辩中处于消极防御阶段。为了让更多稷下学宫的学者了解自己对“人性”的看法，他从正面阐释了人性善的观点。
他说：“我之所以认为人性善，并非空穴来风。举个例子吧，假如我们突然发现有个婴儿爬至井边，眼看着就要跌入井里去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家会袖手旁观，置若罔闻么？”
听者无不摇头，并异口同声地说：“不会！我们会跑上前，把婴儿抱离井口。”
“是啊，如果看到这个场景，任何人都会产生同情心，并及时、主动地施救。这种同情心的产生和施救行为的执行，是在一刹那间完成的，是完全自然而发的。我相信你们在施救时，绝没有想过救孩子是为了要和他的父母攀交情，或者是为了获得朋友和乡亲的称赞。更没有考虑如果不救人，会不会被人们扣上心肠狠毒的恶名”。孟子边说，边用目光扫视着周围的听众。
见众人听的津津有味，他补充说：“这种同情怜悯之心就是人生来就具备的侧隐之心。其实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都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贤者。”
这时，听众中有个叫曹交的人提出了他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质疑。他问孟子：“您认为每个人都能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大圣人？”
孟子回答说：“对啊。”
曹交接着问：“我听说文王身高十尺，汤身高九尺，虽然现在我也有九尺四寸高了，却只会吃饭，您说我怎样就没有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呢？”
孟子回答说：“你没必要担心自己不能成为圣人。你只要努力按照圣人的言行去做就行了。如果一个人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我们会说他是一个没有力气的人。相反，如果他能举三千斤重的物品，我们会称他为大力士。可见，当我们评价一个人是否有力气时，通常以他能举起的重量为依据。如果一个人能举起的物品和大力士乌获一样重，他就是乌获那样有力的人。人们难道需要担心有什么不能胜任吗？只是不去做罢了。在长辈后面跟着慢慢地走就是悌，很快地越过长辈，走在长辈前面是不悌。难道人不能慢慢地行走么？只是不愿意做罢了。尧舜之道，只不过是孝和悌而已。你像尧那样依礼穿衣服，循礼说话、做事，便是尧了。”
孟子进一步指出：“从人性的实际情况看，它具备为善的可能。至于有些人不善良，不能归罪于天生的资质。因为人先天具备的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仅仅是善之端倪，需要后天的扩充、发展。人们若是懂得把四心扩充起来，它们就会像刚刚燃烧的火，终将不可扑灭；就会像开始涌动的泉水，终将汇成江河。因而，我坚信，懂得扩充四心的人，足以安定天下百姓。相反，如果不能扩充，它们就会逐渐消亡，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不能行善举的原因。”
既然扩充四端、修养心性如此重要，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孟子又给出了答案。他指出，眼睛和耳朵等器官不能思考，容易被外界事物所蒙蔽，是人的“小体”。心是上天赋与人的“大体”，具备思维的功能。人若能够不断扩充、发展固有的“四心”为仁、义、礼、智“四德”，就不会被外物蒙蔽而丧失人的本性，从而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有些人只关注耳目等“小体”的需要，忽视了对“四心”的发展，并使之蒙蔽，最终沦为品德败坏的人。可见，要想成为大人就要重视对“四心”的存养。
原载：《儒家故事》
作者：刘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