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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杨·
（一）
司马迁是汉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不朽历史巨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且“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能写出这么一本书与他一生游历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我觉得，应该给他老人家再戴一顶帽子－－中国古代杰出的旅游家。现在的专家学者们帽子一摞一摞地戴，给他老人家多准备一顶实在不算什么奢侈。
据司马迁自己介绍，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以后又曾“西至空同，北过涿鹿，东渐于海。。。”，游踪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以博大精深的学识，融祖国山川灵秀于《史记》，以雄肆豪放的笔触，描绘了气象万千的锦绣江山和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您要认真读读《史记》，就能体会到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识。
咱先来看看司马迁的家庭出身和他生活的社会背景，这对了解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旅游家和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有所帮助。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１４５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当时的西汉王朝正处于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时期，社会经济相当繁荣。《史记。平准书》载：“汉兴六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至腐败不可食”。在这种政治经济日益巩固发展的基础上，汉武帝刘彻于公元１４０年登上皇帝位。
汉武帝这人在历史上算得上是个有作为的皇帝，登基之后，一直没怎么闲着。他施展雄才，内外经营，先后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平定了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凿通山道，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抗击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扩展帝国疆域。在文化领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统一。处在这样一个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时期，司马迁算是赶上好时候了，要不然，赶上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家呆着都有可能祸从天降，更甭提旅游了。
司马迁小时候是个好孩子，又聪明又有抱负，家庭出身也不错。他爹司马谈做过太史令，是个有文化的高干，相当于现今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所长一类的官员。司马谈一直想写一部表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所有图书馆都跑遍了，资料也没收集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不是说经过“文景之治”到武帝时汉朝处于经济文化发展时期吗？一点儿不假。经济建设容易看到成果，有那么十年二十年休养生息，改革开放，仓廪实，老百姓不挨饿还是容易做到的。可是，文化建设需要的时间就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它需要的是长期积累。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场文化浩劫的负面影响到汉武帝时代仍然没有消失，书都烧了，司马谈要想写本史书，没史料就如同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一样。
司马谈老先生尽管无法了却著书立说的心愿，但有了司马迁这样一个儿子还是令他万分欣慰。于是乎，像许多文革后返城的老知青一样，把自己的希望全部压在了儿子身上，期盼着有朝一日让儿子来实现自己不能完成的心愿。因此，从司马迁一懂事，就像填鸭似的往这孩子脑袋里可劲儿地灌输知识，教他识字背书。由于老父亲的言传身教，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能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籍。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是司马迁日后能够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重要因素。
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那些听话的孩子更是这样。有个史学家的父亲，从小接受的又是偏重历史学科的教育，司马迁不想成为历史学家都难。小时候吃豆浆油条长大的，一辈子对这种食物都会有特殊感情。司马迁在其父的培养教育下，发誓要子承父业，著书写史。
自从司马迁立下这一志向，就发奋苦读。读着读着，就遇到了他爹遇到的同样问题。书就只有那些书，再读也那么回事，需要找更多的史料，没有。怎么办？不能还像他爹一样把宝押在自己儿子身上吧？还是年轻人脑子活泛，咱不能老是闭门读书，整理残篇断简，咱得走出家门，亲自到名山大川和历史胜地去考察，去熟悉那些要写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产生的地理背景和社会环境，去访问还健在的历史人物及他们的家人，朋友和有关人员，去搜集官方书挡中不予记载的，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民间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和传说。
司马迁这个想法颇具前瞻性。这种重视民间史料和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早已成为史学界的传统，并对当今历史学家有着很大影响，唐德刚教授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搞的那个口述历史项目就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司马迁要走出去亲访名山大川的想法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一些关系。当时西汉王朝国力上升，帝国疆域不断扩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亦明显增加。在纸张，印刷术，互联网还没发明出来并投入使用之前，知识的传播手段非常落后，很多知识甚至是口头传授的。要想做点儿学问，获得更多的书本以外的知识，还就得出去旅行，走出家门看世界。当时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日渐发达的交通工具也为司马迁的游历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条件。
司马迁出门旅游不是简单的游山玩水，也不像现在国内干部专拣风景名胜打着开会名义行游山玩水之实。他是实打实借着游历的机会做学问，在实地考察中检验书本上的知识正确与否，搜集历史材料著书立说。因此，他的旅游计划得到老爹司马谈的赞同和支持。就这样，他在公元前１２６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开始了他的全国性大游历。
这次游历他都去哪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交待：大致路线是“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困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您要是拿地图一对照，一准认为司马迁走了不少冤枉路。事实上，他的旅游路线的确曾经遭到人们的质疑。清末民初有个爱较真儿的学者叫王国维的，在其所著《太史公行年考》里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考《自序》所记，亦不尽以游之先后为次。其次，当先浮沅，湘，阙九疑，然后上会稽，探禹穴；自是北涉汶，泗，过楚及梁而归。否则，既东复西，又折而之东北，殆无是理。”看来，王国维的分析颇中肯綮。
读书不能读死书。我觉得，司马迁将其旅游路线上的地名如此排列，是因为行文的方便，大可不必拘泥。您想想啊，司马迁是自费旅游，家里也不是忒有钱，这从他后来在李陵案中获罪而不能出钱自赎便可证明。当太史令的老爹工资也不是很高，在那个衙门想搞点腐败都不容易，更甭提司马谈又是个本分人，贪污受贿什么的从不沾边。就那么点儿死工资，撑不死饿不着，还有点儿积蓄。靠自己这点积蓄出门旅游，能不好好算计吗？再说了，司马迁年纪轻轻的，那年刚刚二十岁，决不会有老年痴呆症，在重大问题上犯糊涂。古时候人们写文章爱讲究对仗工整，合辙押韵，司马迁也不例外。反正这些地方都去过，谁知道你们这帮后人那么讲究排名啊？懂了这层道理，我们用不太认真的态度对待司马迁这段话反倒是认真对待历史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司马迁在这次旅游中都光顾了哪些名胜古迹？有没有必要请旅游局搞旅游线路规划的同志们弄出一条司马迁之旅来多吸引点儿游客？咱是不是放假抽空也踏着司马迁的足迹游上一圈呢？值不值得，咱最好先跟着司马迁在书上走一圈就知道了。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第一个目标是奔着屈原的老家去的。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对汉赋的兴起和发展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司马迁对屈原那丰富的想象力，驱雷电，驾龙凤，遨游于天地之间的浪漫形象心驰神往。屈原文采绚烂的诗歌，刚直不阿的人格和怀才不遇的命运对司马迁产生过宿命般的影响，我们从《史记》的文采和他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及其晚年忍辱著史，便可看到二人之间诸多的相似性。怪不得鲁迅将《史记》评论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屈原可是司马迁心目中的大明星。现如今人们不都喜欢追星吗？什么四大天王，皇马，芙蓉姐姐，超女，等等等等，凭良心讲，就许咱当代人追星，不许人司马迁追追，有点儿说不过去不是？再说了，人家崇拜的是大名鼎鼎的词曲作家，而且是早就去世的明星。咱呢，谁红追谁；阮玲玉，赵丹，多红的明星！人一死，茶就凉。还有人追吗？所以说，司马迁的追星比起当代的追星族来说，就透着有文化。凭吊屈原，很早就成为司马迁的夙愿。所以，他一出门儿，就先奔楚国而来。
司马迁自长安出发向东南，出武关（今陕西省丹凤附近），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南渡汉水，取道南郡（今湖北江陵），在此处越过长江，抵达长沙北面的古罗城。在这里，司马迁瞻拜了屈原“所自沉渊”之处。波涛汹涌的汨罗江依旧波涛汹涌，念及屈原对楚国的一腔热血和忠贞，竟为谗佞诋毁，致使“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身为屈原粉丝的司马迁不禁触景生情，“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屈原的不幸遭遇使司马迁临江怆然流涕。
辞别汨罗江，司马迁南下长沙，前往凭吊他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西汉政论家贾谊的遗迹。说起贾谊，所有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无不把他当成学习的好榜样。贾谊虽然没上过科大少年班，但人家少年得志，二十多岁就当了博士，得到汉文帝的越级提拔，没本事行吗？“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以为能，不及也”。贾谊曾向汉文帝提出许多政治建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匈奴，实行重商政策。按说，在搞改革开放的当时来说是用得着的人才。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很快和当朝权贵周勃，灌婴等人发生冲突，您说汉文帝能不站在辅佐他上台的老臣一边吗？结果，贾谊被贬谪长沙，给长沙王当家教。
刚来长沙，贾谊的心情很消沉，在渡湘水时，想起屈原，作了一首吊屈原赋，发牢骚。后来，想开了，齐生死，齐贵贱，淡然处世，得以善终。屈贾二人对待逆境的不同处理方式，使司马迁对人生又多了一层感悟。因此，他在《屈原贾生列传》里写道，以前读屈原的《离骚》等作品，感到很悲伤，到了汨罗江，还为屈原哭鼻子。后来读了贾谊的吊屈原赋，才知道屈原不投江的话，可能还有另外的活法儿。再读贾谊的《服鸟赋》，看到他“同生死，轻去就”的坦然，自己一下子也找不着北了。人生就是这么复杂，年轻人咋能一下子看透呢。看几本书，听几个人的故事，就想悟出人生哲理这门大学问，没门！
（二）
凭吊屈原，贾谊如愿以偿，上古五帝的传说又在司马迁心中产生诱惑力量。传说帝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就葬在九嶷山上。都到湖南了，咱得上九嶷山，听说那儿有好多帝舜的传闻。为了印证古文献上关于帝舜的记载，司马迁自长沙泛舟湘水，沿江而上，攀登九嶷山。登上九嶷峰巅，但见“九嶷山盘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导岭同势”（《水经？湘水注》），令人生疑，故得名九嶷山。
司马迁对舜帝倍极推崇，“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中国五千年礼仪之邦就是从舜帝这儿开的头。舜是孝的化身，精神文明的典范。舜幼年丧母，他那瞎爹瞽叟续了弦，后妈又生了个弟弟。亲爹，后妈和这个弟弟都不待见他，觉着他碍眼，“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虽然这仨人都想杀掉舜，但舜孝顺适从一点儿也不违背做儿子的道义，因“孝感天地”，舜成为德的化身，得以被四岳举荐继承尧位。
舜不但在家孝顺，在外边也是以身作则，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他“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以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甭管是种地的、捕鱼的，还是制作陶器的，在他的影响下，全都互相谦让，以诚相待，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没人好意思干一丁点儿损人利己的事儿。 所以，帝舜死后，他那俩妃子更舍不得，听到噩耗，千里寻夫，到了湖南就哭得死去活来，泪如雨下，这一哭就哭了几天几夜，竹子都让眼泪浇湿了，毛主席说了，这叫“斑竹一枝千滴泪。”家人伤心，老百姓也同样悲痛。据说，从夏朝开始，老百姓就在九嶷山的太阳溪建造舜陵，陵前建有舜庙，常来祭祀，缅怀帝舜的丰功伟绩。到明朝洪武年间才迁庙至九嶷山最高峰舜源峰下，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舜庙。
如果说帝舜的传说有如一首恬淡的牧歌，那么，大禹王的传说则是一曲动人心魄的交响乐。在那洪水滔天的年代，大禹战胜了水神共工，采取堵塞和疏导相结合的方法，平治了洪水。大禹王的功绩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他和涂山氏姑娘恋爱的神话故事更为人们津津乐道。司马迁为了寻访大禹王的踪迹，从湘南辗转湘西，“浮于沅湘”后，转而东浮大江，南登庐山，居高临下，俯视庐山下错综复杂的江河，实地考察了禹疏九江的传说。继之，他一鼓作气，陆路跋涉，东南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探禹穴”。当地保存着很多大禹王遗迹，民间广泛流传着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禹王传说。通过对大禹王的全面调查及对这一带江河地理形势的观测，司马迁获得了大量有关大禹王的第一手材料，为日后《夏本纪》，《河渠书》等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相传，大禹的父亲没治好水，大禹发誓非把水治好不可，但是，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后来，他看了一本名叫《黄帝中经历》的书，说在会稽山中藏着一部金简玉字之书，载有治水秘诀，便登山寻访，果然找到了这部书，看了以后，顿开茅塞，原来治水的重点是疏导。于是，赶紧组织大会战，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把水治了，大禹又将书放回原来的岩洞并加封，这就是著名的禹穴 。
司马迁在会稽山上朝北眺望，烟水茫茫，天地苍苍，曾在春秋时期显赫一时的古城会稽若隐若现。
富集历史古迹的会稽曾是夏禹后裔越王勾践的都城。春秋时，越王勾践为吴王所败，曾以甲Ｊ五千，栖于会稽。目睹断壁残垣，司马迁为勾践卧薪尝胆，坚志复国的精神深深感动。这种精神对他晚年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里详细的叙述了这个感人故事后，对勾践进行了衷心地赞美：“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这意思说勾践在遗传上还是继承了大禹王胸怀大志吃苦耐劳的秉性。
春秋时期吴越间的战争是当时诸侯兼并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江浙一带是吴越战争的主要战场，为了搞清楚吴越战争期间的主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司马迁又寻踪来到当时吴国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登上姑苏山，风光旖旎的五湖（即太湖）便平铺眼底了。美丽的湖光山色使司马迁心旷神怡，而历史的波澜又激起他思绪万千：忠心耿耿的伍子胥在这里被刚愎自大的昏君夫差割下头颅，马革裹尸，沉入湖底。但是，吴国人民仍然怀念这位忠贞为国的英雄，在湖边为他立起神祠，并把立祠的地方改名为子胥山。
司马迁深入民间，调查访问，吴中父老还向他讲述了和伍子胥命运相似，结局相反的范蠡的故事。善知进退的范蠡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统治阶级间的君臣关系，在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以后，立马解甲归田，旅游去了。驾一叶扁舟，泛游太湖之上。太湖银鱼没少吃，美女陪着，美酒喝着，过起腐败生活，从而躲过了被越王猜忌诛戮的危险。 而他的朋友文仲不听劝告，终遭杀身之祸。历史上又有多少忠臣义士何尝不知这个故事呢？然而，悲剧照样发生。
吴越一带流传的英雄专诸刺杀吴王僚和美女西施迷惑吴王夫差的动人故事， 也引起司马迁极大兴趣。这些逸闻轶事经过司马迁的整理加工，为《史记》的人物传记增添了绮丽光彩。
姑苏对司马迁更具魅力的是楚春申君营造的规模宏大，富丽雄伟的宫殿。姑苏曾经是战国时名重一时的楚相，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的都邑。这里的宫室之盛，直命司马迁叹为观止。透过巍峨的宫殿，他仿佛看到了春申君那炙手可热的权势，他在《史记。春申君列传》里对此作了传神的描述，同时也对春申君晚年“该断不断，反受其乱”，死于李园之手的悲惨结局表示了惋惜。
随后，司马迁北渡长江，前往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淮阴是韩信的故乡和封地，淮阴老百姓对这位韩爷津津乐道。负责接待司马迁的老大爷说得好，韩爷可是俺们这小地方的大名人啊！虽说后来死得有点儿窝囊，当年跟刘邦打天下的时候也是叱咤风云的主儿，他照样是俺淮阴人民的骄傲。司马迁一听高兴了，书本上哪找这么鲜活的关于历史人物的评论啊！看来，光靠书本知识局限性太大，今儿来到他老家，怎么着也得补点儿口述历史课了。
淮阴的乡亲们带司马迁看了坐落在城东头的两个坟冢－－－－信母冢和漂母冢，两相对峙，肃穆壮观。提起韩信，当地老百姓便打开了话匣子。甭看他参军以前挺不招人待见的，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家打小和别的孩子就不一样，与众不同。他娘死的时候，那么穷，照样找块高地给他娘建大坟；对着他娘的坟是曾经接济过他的漂母坟，成了气候也没忘记人家老太太，有一次把老太太请了去，馈赠千金。韩爷是大丈夫能折能弯，有个小流氓欺负他，叫他钻裤裆，搁谁谁钻呢？可人家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不是一个层次的嘛。后来，人家成了大将军，那个小流氓，肠子都悔青了，怕韩爷宰了他。韩爷是那号小肚鸡肠的人吗？后来，韩爷还把他请了去当反面教员，还封了个中尉。。。。 从淮阴父老缅怀韩信的述说中，司马迁获得许多前所未闻的关于韩信的活资料，对韩信其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这个“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人杰”，为了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可是，最后天下已定，却落得“谋反”的罪名惨遭荼毒，您说他图什么呀？
司马迁不惜笔墨，在《淮阴侯列传》中对韩信的性格为人做了大量描述，并以蒯通劝反而韩信不反之事表达了自己对韩信的惋惜之情。对于韩信的遭遇，司马迁的心里跟明镜似的。政治游戏规则不明摆着吗？文种的故事你又不是不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怎么死到临头才琢磨过味儿来呀？回头咱写《淮阴侯列传》的时候说什么也得把这段好好写写，让后人汲取点儿教训。
（三）
司马迁游览了江淮一带的名胜古迹后，渡过淮水，前往鲁国都城曲阜。曲阜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古城，旧称“少昊之墟”，古奄国旧址，是孔子的故乡。自战国以来，齐鲁地区文化繁荣，学者云集，这座文化古城对司马迁这样一个青年学者当然会有特殊的吸引力。
另外一个吸引司马迁去曲阜的原因就是汉武帝初年开始实施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汉武帝登基伊始，向群臣问长治久安之策，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得，这下子其他学派想与时俱进都不行了，朝廷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压制其他学派，从而把儒家学说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这劲头儿多少有点像４９年以后中国政府将马克思主义钦定为正统意识形态一样。接着，“立太学，设庠序”，又从教育体制上来确保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只要你上学参加考试，你就得死啃儒家经典。政治课不及格，专业课再好也进不了太学。后来发展完善的科举制度实在滥觞于此时。正是由于这种教育和干部制度上的配合，才使独尊儒术的政策延续了两千多年，也使中国文化蒙上了厚重的儒家色彩。
最近有学者指出，孔子和儒家原本不沾边儿，是后人给孔子戴上了一顶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帽子。至于这顶帽子戴得合不合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咱留给思想史学家们去争论。甭管儒学是不是孔子所创，在司马迁出游的时候，孔老夫子已经被汉武帝和董仲舒拉了来做朝廷意识形态的掌门人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国人到德国法国卢森堡等欧洲国家旅游，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一下子成了观光朝圣的首选之地，司马迁怎么着也不能免俗吧？但是，他到曲阜决不是仅仅为了跑到名人故居照张相片，增加点儿“到此一游”的吹牛资本，他去曲阜是肩负革命重任的，他要为朝廷钦定的革命导师树碑立传。
您可千万被误会，司马迁可不是那种专门为朝廷抬轿子吹喇叭的御用文人。虽说孔老夫子现在成了朝廷独尊的儒学大师，司马迁到曲阜并不是为此才要给孔子立传，而是因为他是打心眼里敬佩孔夫子的学问和为人。另外，这趟旅游，费用全是司马迁自掏腰包，没得到朝廷半点儿资助。
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夫子是个文化巨人，他引用《诗经》里的一句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比喻孔老夫子，意思就是说，孔夫子像一座大山，太高大了，咱这辈子只能仰着脖儿瞻仰他老人家了；他又像一条大道，咱只能沿着这条康庄大道向前进了。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对他老人家就佩服得不得了。要说历史上的君主和贤臣也够多的吧，大都是火那么一阵子，人一死，茶就凉，“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哪一个能跟他老人家比呀。老夫子一介布衣，学问人品都传了十几代了，愣是历久不衰。现而今，朝野的君臣百姓，谈六艺，都得以他老人家的学说作为衡量标准，您说这不是“至圣”又是什么？
司马迁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崇敬的心情来到曲阜的。今天，咱们都知道“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的曲阜已经成了山东人创收的旅游景点，孔庙、孔府、孔林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曲阜也被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了。然而，司马迁去的时候曲阜可没这么风光，但它也绝对是个文化宝库。司马迁在那儿看到许多宝贵文物，老夫子留下来的好多物件都还在，而且全是真东西，绝对没有复制品。
司马迁瞻仰了在城北泗水之上的孔墓，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并且看到学生们时不时在孔子故居演习礼仪。沉浸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他当然是乐不思蜀了，因而，在这一带就盘桓了很长时间。他还去了邹县和峄山等地，观摩当地人演习古代乡射的礼仪。在《孔子世家》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孔老夫子的治学方法以及儒学的文化传承记载得非常详细，给后人研究孔子提供了详实的历史资料。如果没有在曲阜一带的考察观摩，很难想象司马迁 能在洋洋近万言的《孔子世家》中把孔子一生的零星碎片连缀起来，将传说中的孔夫子还原成历史的孔夫子，将其神形风貌栩栩如生地展现给后世。
孔子在这一地区的巨大影响和儒家礼仪教化的社会效果给司马迁带来的文化震撼看来是非常剧烈的，尤其是在他访问了邻近的齐国古都临淄，清楚地看到文化对人们生活的巨大影响。
临淄在战国时就是个重要的商业城市，曾极为繁华。战国时的外交家苏秦曾经描绘过临淄的盛况：“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阴，挥汗成雨。”汉兴以来，临淄在朝廷休养生息的政策鼓舞下，坚持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到司马迁访问该城的时候，人口已达十余万人。高度发达的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风俗，引起了司马迁的严重关注。
按说临淄和邹鲁两地距离不是很远，可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两地民俗风情却迥然相异。司马迁在《世纪。货殖列传》中对两地不同的文化及民风有过如下描述：“齐带山涛，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您瞧，两地风俗的差异竟会有这么大，难怪司马迁比较了两地民俗风情后遇到了文化震撼呢。
峄山之南的薛地（今山东滕县东南），是战国时期以“不耻下交”，养客三千而扬名的齐公子孟尝君的封邑。“无车弹铗”的冯欢（字库没那字，先用欢来代替）“焚券市义”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薛地的民俗崇尚豪强，同邹鲁古雅淳厚之风形成鲜明对照，这同孟尝君当年大量招募天下豪杰侠客移居薛地有着历史的必然联系。
司马迁本人在薛地也遇到了麻烦，他曾简单提及在这次旅游中“困薛彭城”，有可能像孔子厄陈蔡一样，也有可能在薛地遇到剪径宵小，钱包被偷了，行李被抢了，盘缠没有了，以至于到了彭城都没缓过劲儿来。司马迁这人为人忒低调，对历史人物他能不厌其详的描述，尽可能给后人提供多一些信息，可对他自己就惜墨如金。“困薛彭城”的事儿肯定很严重，要不然他也不会专门提起。虽然提了，就这么几个字，叫后人瞎猜。不管怎么说，司马迁在这次旅游中不是一帆风顺，但他也没遇到困难就想打退堂鼓。
自薛南下，司马迁游历了彭城（今江苏铜山）。彭城地处战略要地，是秦楚，楚汉战争时的兵家必争之地，西楚霸王项羽曾定都于此。以彭城为中心的鲁南，苏北地区，是秦末农民起义的发源地，也是楚汉战争的主要战场。汉王刘邦定三秦后，曾率五路诸侯，凡五十六万人马，东伐楚，袭夺彭城；楚汉大战彭城，汉军大败，楚军追至雎水，“多杀士卒”，竟使“雎水为之不流”。刘邦的老爹老娘和老婆孩子一大群家属也叫项羽抓着做了人质。遥想彭城大战，汉王眼看着不行了，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您瞧，高祖就是成大事的人，就是不服输。最后怎么着？还不是逼得项羽乌江自刎，打出一个大汉天下。咱不就是遇上点儿麻烦嘛，怎能跟当年汉王在这遇到的挫折比呢？想到这，司马迁因为“困薛彭城”造成的低落情绪也就烟消云散了。
真正的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看社会看自己，就往往看得远，看得开。司马迁克服了自己遇到的困难，接茬游历。在毗邻彭城的丰邑（今江苏徐州附近），是汉高祖刘邦的老家，咱无论如何得到那儿去一趟。司马迁到那儿同当地老乡一聊，刘邦的老底就露了。这家伙整个一贪财好色的流氓无赖，要赶上太平盛世，不判上几年也得弄个劳动教养。好在生逢其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地草莽群起响应，刘邦这家伙凭着长得一付好皮囊，再加上能吹会吹，弄起一伙人造反，没承想，竟成了气候。司马迁在此地获得了大量在官方档案文件决然寻找不到的珍贵史料。
司马迁在丰，沛等郡县的游历中，向熟悉掌故的人采访了大量关于刘邦及其手下一些人物的珍闻趣事：比如给人当吹鼓手的沛郡人周勃；杀狗卖肉的樊哙；…等等等等，他还寻机亲自拜访历史名人的后代，力求对自己采访的对象有深刻的了解。当他听说舞阳侯樊哙的孙子他广居住在沛县西南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便慕名而来，向他广了解樊哙等楚汉时期风云人物的逸闻轶事。
睢阳以西是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这座战争时期的通都大邑此时已是衰败不堪了，然而，魏公子信陵君“仁而下士”，抵抗强秦，“窃符救赵”，振奋诸侯的事迹依然熠熠生辉。 司马迁在这里参观了当年魏公子亲自迎接侯生所住过的“夷门”（大梁城东门），在同当地百姓的交谈中发现：人们对信陵君无比敬仰，甚至认为，魏之所以灭亡，是不重用信陵君的缘故。
游历了大梁之后，司马迁带着一身的疲倦和满心的喜悦，返回长安。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司马迁历尽艰辛，完成了行程万余里穿越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等九省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大游历。
（四）
回长安不久，司马迁出侍为武帝的郎中令。郎中令是个侍候皇帝的官员，论级别即使赶不上汪东兴同志，和田家英比也是不相上下的。年纪轻轻的，就成了高级干部，这和他刚刚完成的游历有着很大的关系。您想啊，司马迁要是没经过那次游历，他能知道那么多故事增长那么多见识吗？回来给大伙儿一通乱侃，司马谈上朝的时候也有的说了，说得满朝文武没有不夸他这个有出息的儿子的。一来二去，司马迁的事儿就传到汉武帝耳朵里去了，在皇帝心目中，他就成了与众不同的青年才俊。
靠旅游获得知识见识使司马迁得以脱颖而出，在干部子弟里面鹤立鸡群。反正那时候科举制度还不健全。那年，正巧赶上皇帝要招个秘书，臣下一举荐，武帝一面试，满意，就是他了。
虽说郎中令这个官职并非是司马迁梦寐以求的，但有机会随武帝频繁出巡，能够公费旅游了，这对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司马迁来说，也算是一项美差。
扈从皇帝出巡，皇帝是主角，想去哪儿去哪儿，你只能跟着。好在皇上去的地方都是名山大川，历史名胜，多是好玩的地方。要是单纯为了游山玩水，比自己弄个背包旅游要滋润多了，所到之处，五星级饭店不用说了，最起码都要下榻行宫。一路上也不用操心盘缠还够不够，地方官员都会使出吃奶的劲来让皇上一行吃好喝好玩好，绝对不会出现“困薛彭城”的事了。
既然有幸捞到这么一个美差，司马迁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每次皇上出游都争取跟着去，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捎带脚儿搜集民间历史传说，实地考察历史事件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并且观察比较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民俗风情。
司马迁还在这些出游过程中，观测天象，气候变化和山川形势，随时纪录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时候又没电脑又没纸，要记下来的东西不是写在布帛上，就得刻在竹板儿上，携带起来很吃力。虽说当了官，有人帮他扛行李了，司马迁仍然坚持自己的好习惯，什么事都尽量用脑瓜子记，非要写下来的一律简约。您瞧，《史记》的文字就是简要，没废话，要翻成现在的语言，字数至少要加倍。这一点，值得编长篇小说的作家和电视连续剧的导演们好好学习，别竟糊弄老百姓，干吗俩钟头就能演完的故事非给弄成四十集连续剧不可？
汉武帝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的身边又总是有一批方士不停地给他进言，建议他今儿祭这神，明儿祭那神，而汉武帝就不停地东跑西颠，凡是有点儿神迹的地方，他都去，不管祭祀有没有效果，神仙不显灵，先去拜了再说。因此，汉武帝频繁的出巡，就给了司马迁非常多的出差机会，游览了许多不曾去过的地方，弥补了在第一次游历中未曾跨越长城，领略塞外风光的缺憾。
公元前一一二年（汉武帝元鼎五年），武帝听了公孙卿的建议，在“行辛雍”之后，西出陇坂（山名，延亘陕西陇县及甘肃清水县），直抵空桐山（今甘肃平凉市），“登崆峒以望历祖”，想模仿黄帝升天的榜样前来祭神。
崆峒山，亦名空桐山，或空同山，有“道家第一山”之称，取道家空空洞洞，清静自然之意。相传老子曾在此讲道，其周边地区乃华夏文明发源地，伏羲，炎帝，轩辕，黄帝等中华民族先祖都曾经在这一带活动。这么有名的地方武帝能不来吗？这地方也是司马迁早就想来的地方，黄帝的记载在古书中可是存在很大争议呀，咱得借这个机会把黄帝的故事整明白。
武帝一行完成了在空同山的祭祀活动后，又北出萧关（宁夏固原县东南），偕数万骑狩猎于新秦中（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司马迁是这次出游的全程陪同，从“陇山飞落叶，陇雁渡寒天”的陇坂到 “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上草”的萧关，西北地区荒凉恢宏的自然景色使司马迁印象深刻。尽管有时被冻得像冰棍似的，司马迁仍然兴致勃勃。
西行归来后，司马迁接到命令，任务是打着朝廷旗号视察和安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因此，公元前一一一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其大致路线是由长安出发，南出汉中，经广汉（今四川樟潼），至蜀郡（今四川成都），出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西南），跨大渡河，然后抵达昆明，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站在昆明西山龙门之上，五百里滇池尽收眼底。这一带最大的部落号称“滇”，据说，滇池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尽管滇池风景美不胜收，司马迁这次好像没工夫游山逛水，他是中央代表团团长，到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朝廷政策，工作重要。
司马迁办差尽力，成绩突出。这一年，朝廷在西南边陲增设五郡，此举和司马迁出使西南，不无关系。除了向西南少数民族的头人宣示中央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之外，司马迁的博学和口才也为边民归顺中央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马迁还借这次出使之机对当地的地理，物产，风俗和民情以及有关本地区少数民族的故事传说，做了搜集整理。这些素材日后成了《货殖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的基础。唐代柳宗元脍炙人口的《游黄溪记》和《袁家渴记》就是模拟这种颇具韵味的地理文章而写成的。
奉使归来，司马迁获悉武帝东行封禅。因此，未直接回长安，前往洛阳接驾。然而，武帝车马已过，司马迁遇到的是因病未能跟随武帝前往泰山封禅的垂危待毙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路上得了重病，见到儿子前来接驾，总算遇到个亲人。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嘱司马迁好生跟随皇上完成著书大业后，便撒手归西了。司马迁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没顾上请假回家，便赶赴山东泰山，禀复帝命，侍从封禅去了。瞧这爷俩，多兢兢业业！后来，汉武帝对司马迁下毒手，真是太不应该了。
封禅是中国古代社会祭天的大典。 汉武帝为纪念这次隆重的泰山封禅，特将年号改为元封，时为公元前一一零年。汉武帝是个自视极高的人，认为自己的“至德”大于历代帝王，因此，他要效仿秦始皇，封禅泰山，向上天汇报自己的丰功伟绩。以后，武帝先后六次泰山封禅，以求长生不老，长治久安。当然，每次封禅的巨大开销，都是老百姓买单，反正“文景之治”时期积攒下来的老底儿还够他折腾一气的。
虽然司马迁受到过武帝的赏识和提拔，现又身居皇帝贴身要职，但是，他对汉武帝滥用封禅，颇有微词。在《封禅书》中，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上封禅祭祀活动，尤其是武帝搞的祭祀活动所作的大量嘲讽性纪录，让你看后觉得咱这迷信皇帝让方士糊弄的一愣一愣的，到处祭拜，劲没少费，钱没少花，整个一瞎掰，基本上没有应验的。
举行了封禅大典后，司马迁随所同武帝的大队人马从泰山沿海北上，经山东半岛，北上碣石（今河北昌黎），出长城，到达辽西走廊的锦州，西行经承德，横跨内蒙古大草原，经九原（今内蒙五原县），顺着蒙恬兴建一千八百里“直道”回到长安。过长城时，司马迁想到如此浩大的工程是在严刑峻法，征夫多死的悲惨局面下完成的，痛骂蒙恬“兄弟遇诛，不亦宜乎”。此次巡行，路过北地，塞外草原景色又给司马迁开辟了新的创作天地，我们从《匈奴列传》和《李将军列传》中便能体会到当时塞外的苍凉。
司马迁在一生中，东游会稽，姑苏；南登九嶷，庐山，远至昆明；西至空同，巴蜀；北越长城，踏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前人评论司马迁“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确不为过。他以毕生的游历活动克服了“古今路阻，视听壤隔”的局限，为著一部书，行遍万里路，这是什么精神？
游历对司马迁的《史记》写作，尤其对他搜集历史资料，了解社会，准确揭示历史人物和事件，大有裨益。古代史书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大都受着君权神授，天道无常等世界观的支配，这对自幼诵读古籍的司马迁产生很深的影响。根据在游历中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和对当时社会现象的观察，特别是扈从武帝封禅巡行，使司马迁对天道产生怀疑。他在《伯夷列传》里尖锐地指出，“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极施善人，其何如哉”？他以历史人物的遭遇来对所谓的“天道”提出质疑，进而否定。项羽违背民心，导致最后灭亡。但他在临死前尚不觉悟，竟荒谬地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这家伙不好好找找失败原因，把自己政治上的错误和军事上的失利一股脑地归罪于天，难怪同情项羽的司马迁也毫不客气地予以嘲笑。
在游历中，司马迁看到了武帝时代悬殊的贫富差别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意识到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他发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有些统治者就不明白这个理儿，自恃受命于天，荒淫无度，祭天祭神，却不理会百姓疾苦和他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结果，到了百姓揭竿而起，大势已去之时，又往往怨天尤人。早干嘛去了？
在游历中，司马迁广泛地接触到了各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下层人民的真实感情有了切身体会，从而一反正史官书不记载下层人物的旧例，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势团体的角度，描写了农民，妇女，娼优，游侠，卜巫等众多的小人物。他甚至还把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比之于汤武革命，充分反映了他倾向下层人民的思想高度。他还从群众中学习了大量的民谣，谚语和俗语，使《史记》的语言丰富多彩。
在游历中，司马迁纵情欣赏各地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那时候，可没什么环境污染的问题，置身于大自然中，绝对是一种视觉享受。因而，山水形象的感受，像一幅幅色彩斑驳的画卷，融入他的文字，将天下之大观，酿之为文，吐之为书。“南浮沅湘”，诉大江，见狂澜惊波，险风怒号，而笔锋奔放；吊屈原，贾谊，临江而涕垂，文辞则感切伤激；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其文典重而温雅；游楚汉战场，想见千军万马，纵笔则龙腾虎跃，雄勇猛建；西使巴蜀，跨剑阁鸟道，又可见其文斩绝峻拔。这种千变万化绚丽多彩的文笔，毋庸置疑是得之天籁。
游历还使司马迁有机会对自己从书本上所学的知识加以检验。司马迁幼年时曾从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尚书》。这部书著述年代较早，没有关于黄帝的记载。在《帝德》，《帝系》两个古本里，孔夫子有过关于黄帝的叙述，但失传了，而诸子百家的书里却都有黄帝的记载。像这类问题，光从书本里找答案是不行的，司马迁也没有轻下论断。后来，在扈从武帝巡行中，路过相传皇帝杀蚩尤的涿鹿等地，经过认真考察，搜集了大量民间传说，他才确信黄帝的存在。《五帝本纪》就是根据百家之说和在这一地区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写成的。通过在游历中对山川地势的考察观测，他还发现以前读过的两部地理著作《禹本纪》和《山海经》中的记载荒诞不经，而《尚书》中的地理部分则多与实际相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毕生的游历活动不但使司马迁得以“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写出一部展示自古至汉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程的体系全新的宏篇历史巨著，而且还开启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一种文人旅游的风尚。
（五）
要说司马迁首开中国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风尚，您可能会觉得有那么点儿突兀，这种说法也多少有点儿武断。您一定会举出很多比司马迁岁数大得多的老前辈，如秦始皇，苏秦，张仪，孔夫子，等等等等，他们也都是到处周游的名人，去过很多地方，怎么能轮到司马迁来开创这一传统风尚呢？
很多人都有可能提出这个问题。要说单纯的游山玩水，或者出于某种目的周游列国，的确有很多名人排队可以排在司马迁之前。但是，把“行万里路”作为“读万卷书”的补充，作为一种获取知识手段的文人游历风尚，则是非司马迁莫属。
尽人皆知的秦始皇，曾五次出巡封禅，先后到过许多地方，所到之处，刻石留念，不但记下他曾到此一游，还大张旗鼓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然而，他的这些游历活动不同于中国古代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他的出巡游历实际上是帝国皇帝的政治性视察，是一种显示权威的活动；他的封禅求仙等迷信活动同汉武帝一样，与文人游历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等人，游说列国，名噪一时，行踪甚远。但是，究其动机，都是为了影响各国外交政策的活动，很难把他们归纳到文人旅游的行列。因此，他们都被后人看作是外交家，而非文人学者，他们的游历活动同中国古代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也无法同流。
春秋时的孔夫子，亦曾周游列国，然其目的在于出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说白了就是到各国政府去面试找工作，一个国家不行，咱再去另一个国家，路没少走，去的地方也不算少，可他无暇顾及山水名胜，也没什么游记一类的文字流传。他的游历活动应该说是一种典型的宦游，和专门为了寻求知识的文人游历多少还是有区别的，他晚年聚徒讲学也还是在老家的事。尽管他不能算个旅游家，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名声和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无人可比的。
其实，中国古时候的文人早就把司马迁当成文人游历风尚的开山鼻祖了。挑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文人，看看他是怎么看待司马迁的。宋代文学家苏辙，苏老泉的儿子，苏东坡的弟弟，北宋嘉祐时和他哥哥苏东坡同登进士。这人大家都挺熟的，他就毫无疑问地把司马迁当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领军人物，并且曾经比较具体地谈过他向伟大的司马迁同志学习的深刻体会。为了使大家更好了解苏先生对司马迁的敬仰之情，我觉得有必要把他写的一段话原封不动地抄录于此：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辙生年十有九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官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从苏先生这段自述当中，我们大致可看到古代文人学士对于出门旅游，吸收山川灵气，结交贤达豪杰，增长学问见识是非常看重的。而司马迁就是他们的楷模。
如果说，司马迁首开文人旅游之风，那么，这一风尚在中国是历久不衰，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司马迁的影响下，历代学者，竞相出游，从而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有志学人的一个人生目标。
东汉时，著名经学家郑玄曾漫游“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在长达十年的游历中，没忘了跟司马迁学，那就是遍访名儒，遇上高人，虚心求教，不迷信书本，“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以至后来成了大学问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山水派的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则是一个肆意遨游于山水之间的文人。他虽然自幼好学，博览群书，文字功夫与颜延之并称江左第一，但在政治上一度颇不得志。既然官儿不好当，那咱就不当；于是，把心思放在游山玩水上，既没得抑郁症，还把作诗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截。要不是他纵情山水，细心观察，能写出“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这样优美的诗句吗？
直接受到司马迁《河渠书》启迪的北魏郦道元，仕途坎坷，常有怀才不遇之叹，精力过剩，得干点什么呀！咱学司马迁，出门旅游去。他一生翻山越岭，以溯河穷源为乐事，一路上大量搜集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厚积薄发，终于写出了记载一千多条河流，令人百读不厌的《水经注》四十卷。这部书文字隽永，所描写的山川大河绮丽多姿，读之若身临其境。它不仅是一部地理学著作，也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山水散文集，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
闻名中外的大和尚唐玄奘是不折不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苦行僧。他勤奋好学，十三岁出家，到二十三岁时，开始漫游。从佛教中心之一的成都泛舟而下，游历讲经，誉满吴楚荆蜀。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对于假冒伪劣的汉译佛经非常不满。为了取得真经，他于公元六二九年，出发前往天竺（印度）游学，为时十七年，行程五万里，渡沙河，越葱岭，过险谷，涉激流，游历了一百一十多个国家，最后取回真经。回到长安后，他埋头翻译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为丰富中国文化作了贡献，也为保存古印度佛教典籍立了大功。他还抽空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南亚中亚地区古代历史地理及考古的重要资料。中国老百姓深知玄奘去西天取经之不易，特地给他配备了警卫员和勤务兵—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并由吴承恩老先生执笔编出脍炙人口的《西游记》。
由于唐代社会经济又一次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旅行游历风靡一时。唐朝盛产诗人，而诗人又都比着云游四方，好像窝在家里就写不出诗来。您还甭说，凡是有名的诗人，都有远游的经历。诗圣杜甫年轻时曾“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李白更直截了当地宣称：“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年纪轻轻就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了。如果不是大自然的熏陶，很难想象他能写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这样惊天动地的诗句。正是因为大自然的神奇和酒精的威力，才使这位诗仙加酒仙浑身散发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
明代有个医药学家叫李时珍的，也是一位大学问家。科举时代的儒生看不起行医的郎中。当医生的父亲非要他考个功名，给咱李家争口气。可李时珍对劳什子功名就是提不起兴趣，屡考不中，遂立志学医。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终成名医。在编写《本草纲目》过程中，他“博览群书”，但有些难题仍然无法解决。就说那些药名吧，好多书本用字不同，倒把人给弄晕了。后来，他终于恍然大悟，光靠“纸上猜度”是远远不够的，“读万卷书”固然重要，“行万里路”对于编写《本草纲目》更是必不可少。于是，“拜访四方”，遍游了湖广一带的深山峡谷，足迹踏遍江西，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省，认真考察各种植物，并与之同书本相印证。他还虚心求教于各地老农，亲尝草药，这才写出那部划时代的医药巨著，从而赢得比诺贝尔医学奖还崇高的世界性声誉。
明代万历年间的徐霞客，更是一个痴迷于旅游的文人。他一生专事旅游，弃绝官宦，专心致志于探索大自然。早年他在游历中偏重搜奇访胜，结交奇人。随着近代科学知识传入中国，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自然科学的奇妙，于是，他就将自己的爱好锁定在地理学的研究上面。他以司马迁为榜样，自费遍游名山大川，足迹踏遍华北、华东、东南沿海和云贵高原等十七省，“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苦没少吃，罪最没少受，但也看到不少好景。王安石不是说嘛，“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要想看好景，您就得舍得吃苦才行。徐霞客不但喜欢到处旅游，他还有个写日记的好习惯，所见所闻，按日记载。因此，他逝世后，季梦良才得以根据他的日记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一书。这本书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读万卷书而足不出户，可能皓首穷经，难成大器；行万里路而不读书，也会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司马迁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合起来，是他总结出的一条有效的治学经验。更由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获得巨大成功，才为后世学人竞相模仿，终成风尚。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也是一个游历颇广的人，他对司马迁佩服得五体投地。您听他是怎么说的：“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这话说得很有水平，他点出了司马迁作为首开风气的一代大师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也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咱给司马迁戴上的这一顶帽子—中国古代杰出的旅游家，是挺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