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被议称为中国“国山”，其名始于中华民国时期。
泰山在历代王朝山岳祀典中，一直被奠为五岳之首、国家宗山。但近代西方科学的输入后，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自然观念，当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延续千年的泰山信仰受到时代的挑战。
首先是革命派学者起而对封建统治者所予泰山的神化加以猛烈抨击。国学大师章太炎致函地理学家张相文，批驳了清廷泰山发脉长白之说：“清主所论，实属妄谈。盖时犹信堪舆之说，欲举中国孔颜诸圣，悉谓之长白山灵所生，以此夸耀我耳。”（张海珊辑《章太炎、张相文关于泰山的通信》，载《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泰安进步学者王连儒在《泰山游览志》中也对统治者利用泰山神道设教、愚弄人民的行径予以揭露：“（泰山）迷信有碍进化”，若玉女修真诸事，“假神教等口吻，助长愚民政策之残焰，虚诞之说，贻误非轻。”另一方面，由于风气开通，境域视野的扩大，国人对海内外山岳地理有了较多的认识。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泰山观，许多人进而对泰山“独尊”的地位提出质疑。黄炎培指出：“实则论今日域中，若泰山者，正不敢谓足压倒一切。”（《泰山·弁言》）
这些对泰山文化的批判，应当说都是切中其弊，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泰山的肆意神化和神道设教的用意。
因此，民国成立后，包括泰山祀典在内的自然神崇拜被政府废除：“民国政府下令废除各地对自然神的官方祀典，把风、云、雷、电、山、川、龙王等各类自然神的坛庙改为学校、工厂、机关等，在全社会提倡科学，破除迷信。”（饶明奇《近代中国自然神崇拜淡化的原因及历史意义》，载《郑州大学学报》1888年第4期）刊行于民国十八年（1929）的《重修泰安县志》卷二记当时岱庙状况：“庙昔在方祀为最著，民国黜不举。”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后，更进一步推行其破除迷信的政策。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奉发《神祠存废标准》于各级党部，进行大规模的废止神祠活动。《标准》中列“山川土神之神”称：“五岳四渎：古者天子祭山川社稷之神，山以五岳为尊，川以四渎为大。秦汉以后，帝王封泰山，禅梁父，大都祝其安谧，无为民害。今者地理之学，日有进步，旧日五岳等山，在中国各山中，比之葱岭、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已觉渺乎其小。……故五岳四渎，均在废止之列。”（《中华民国史档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下列废祀之神名目，首位便是“东岳大帝”。又称：“至各地方男女进香朝山……尤应特别禁止，以蕲改良风俗。”这一政令得到广泛推行（如1930年天津市政府检送内政部《淫祠邪祀调查表》中开有“天齐庙”，称在应废之列），对淡化传统的泰山神信仰起到了重大作用。
受新文化运动激进思潮的影响，对泰山神权的批判渐演变成对泰山信仰、泰山文化的全面否定，认为泰山为迷信滋生之地、封建毒素麕集之所，与故宫一样，都是封建王朝专制的代表物。作为这一思潮的具体表现，当属民国十八、九年（1929～1930）间国民党将领孙良诚（时任山东省府主席）部对岱庙的大肆破坏，民国王价藩《兵事日记》载斯时：“遥参亭被人抬出神像捣毁，将道士驱逐。……岱庙配天门下大像用巨绳拉倒，两配殿神像抬出。”“岱庙四角楼拆毁，峻极殿匾上换字。……炳灵宫大殿拆毁，……告祭碑全行推倒，除石工磨勒外，断者仆者无一完全……抚今追昔，殊可惨目。”在此后军阀混战中，泰山更遭到严重破坏。虽然此时泰山信仰还在部分农村得以保存（据英人威廉·卡尔勒所记松江见闻：“虽然新生的共和政府并不赞赏某些宗教仪式，但每逢农历三月廿八日东岳大帝生日，人们还是纷纷趋前膜拜。”［《中国拾零》］），但总体而言，已尽失往日尊荣。
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国人在继续批判泰山文化负面与糟粕之时，也开始关注泰山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层面。
考古学家通过对泰山附近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发现泰山被视为“神山”的远因，系基于先民对于发祥祖地的记忆与追念。主持龙山文化发掘的吴金鼎著文称泰山为“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和“原始民族的摇篮”（《山东人与山东》）。历史学家王献唐也指出：“中国原始民族起于东方，东方犹以泰岱一带为其故土，木本水源，血统所出，泰山巍然，同族仰镜。”（《炎黄氏族文化考》）现代史家对泰山的这些考论，揭示了泰山信仰的缘起与民族发源的关系，对时人思想有巨大启示。
另有一些学者则从精神文化的角度，对泰山的精神特质进行评说：
泰安学者赵新儒《为十九年战役毁坏孔子林庙泰山古迹致阎锡山书》将泰山与孔子并举，提出两者同为民族道德、民族精神之寄托：“至圣林庙、名山（泰山）胜迹，民族道德之宗仰，历史文化之关系。……保存泰山古迹，光大历史民族之精神。”德国学者卫礼贤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论称泰山“是中国的奥林匹斯山”（《中国心灵》第八章《圣山》）。张振声《泰山高》一诗亦将泰山文化提升到中华文化象征的高度：“五岳之长，举世所尊，……苍然万古，与国并存。”国民军将领邱山宁揭出容纳万物为泰山文化的主要特征，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泰山何其雄，万象都包容；泰山何其大，万物都归纳。泰山何尊严，万有都包含。一切宇宙事，皆作如是观。”
对泰山的正面评价逐渐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其中也不乏当时中国的政府首脑及军政要人。民国十八年（1929）七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由北平南归至泰安，率随员登临岱顶，于云步桥前留题“泰山永固，民国久安”。将泰山与民国并举，赋予了泰山极强的政治意义。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的黄郛，在泰山之巅刻上“民国泰山”四字，用意也同蒋氏不谋而合。一度隐居泰山的国民党将领冯玉祥，也在所题《泰山风俗画诗碑》中书写过对泰山的评价：“国家多难，民族危急，凡我同胞，地形要记。莫拜偶像，莫重游戏，努力救亡，共同抗敌。全国振奋，一定胜利，名山国宝，举世无匹！”（《上山的挑夫》）把泰山视为民族抗日救亡的精神支柱，表露出作者异常浓郁的爱国激情，而“名山国宝”之辞更是对泰山崇高地位的论定。
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双方领导人对泰山的评价却是“英雄所见略同”。民国二十五年（1936），在陕北延安，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当他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之时，谈话中也提及泰山，毛泽东将其称为“山东的神岳”（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革命的前奏》）。毛泽东后来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征用了“重于泰山”一辞，赋予了泰山崭新的精神内涵（参马东盈《毛泽东与泰山》）。
对泰山精神意义揭示最为清晰的当属北平作家、教育家许兴凯（笔名“老太婆”），他在所著《泰山游记·讲演泰山》（民国二十三年北平读卖社版）中作了如下的论说：“泰山！五岳之首的泰山！本来是我们中国的象征。国是个概念，需要一个具体的东西来代表他。这个东西不是河，就是山。比如德国的莱茵河，日本的富士山。我们中国也以河山比譬国土。这河，我以为就是黄河。这山，我以为就是泰山。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也是世界古文明的策源。中国的五岳本来是早年中国国境的五至。五岳以泰山为首，泰山可以代表我们中国。”
这些论见，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段中国人对泰山文化的重新审视：泰山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曾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所神化，但若剥去其这一层神秘的外衣，就其山的本质论，却凝聚了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丰富内涵。
此时，随着中国政坛风云的重大变化，众多的“国”字号议题也屡被提上论坛。首先提出是“国教”，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在《中国的国教问题》（《东洋史论苑》，钱婉约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中评述：“自民国五年（1916）九月以来，对于是否应该将孔教作为国教写入正在审议的中华民国宪法一事，引起了世间舆论的极大重视。”民国元年（1912）中国孔教会成立后，开始鼓吹将孔教作为国教，并将通过制定宪法草案之机，将之列入民国宪法。民国二年（1913）三月廖道传《请尊孔教为国教上大总统等书》中称：“速定大计，建立国教，中国幸甚。”同年九月《孔教会东京支部请速定孔教为国教致大总统呈》中称：“孔教为我国之国教，考之两千馀年之历史，证之各国伟人之品评，无有异议者。今欲救国危，宜先保孔教，非定为国教不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北洋政府时期文化尊孔读经”）同年八月，陈焕章、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王式通等代表孔教会，将国教议案提交于参议院及众议院，并得到了副总统黎元洪及各省都督、民政长官的支持。但由于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多数委员认为制定国教有背于五族共和、信仰自由的精神，而未获通过。此后在民国五年（1916）召开的宪法审议会中，“国教”问题再次被提出，成为会议的一大议案。但由于各方争议过大，“国教”在北洋政府时期一直议而未决。
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同年12月东北也改旗易帜，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为达到意识上的统一，凝聚各民族的力量，“国”字号倡议又开始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倡评国花、国树、国鸟的各种声音不断出现。“国花”之选起始于清代末年，据金岳霖《哲意的沉思·栀子花是我最喜欢的花之一》中回忆：“前清末年曾有过要唱清国歌，选清国花的问题。……选国花不知干什么，可能是制定国徽。”当时被清政府定为“国花”的为牡丹。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后，也开始了“国花”的评选，当时由内政部议决以梅花为“中华民国国花”。据《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称：“为呈请事。窃维国花所以代表民族精神，国家文化，关系至为重要，如英之蔷薇，法之月季，日之樱花，皆为世界所艳称。吾国现当革命完成，训政伊始，新帮肇造，不可不厘定国花，以资表率。兹经职会十八次会议决议，拟定梅花为国花，其形式取五朵连枝，用象五族共和五权并重之意。且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慨，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定为国花，似颇相宜。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请钧院核转国民政府鉴核施行。谨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此议旋付行政院各部讨论，教育部提出“国花一案拟改五朵连枝为三朵连枝”，以代表三民主义，得以采纳（以上“国花”公文，引自陈子展编《应用文作法讲话》第二章《公牍文·各类公文示例》）民国十八年（1929）遂由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政令，确认梅花为民国“国花”。
继“国花”评定之后，“国山”也被正式提上民国的论坛。从历史背景上观察，此议的提出，也与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的改易有关。国民党确立对全国的统治之后，部分改变了对待旧文化的极端做法，在思想、文化政策上逐渐向传统靠拢。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党文化复古声浪日高，由陈立夫等人发起 “文化建设运动”，开始提倡“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对此山东省政府也予以响应，省府主席韩复榘在文化建设协会山东分会成立大会的致辞中表示：“一个国家独立在世界上，必须有其独立精神，不外乎文化就是其第一层表现，也可以说文化便是立国精神。”（《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9月2日，转引自吕伟俊主编《民国山东史》页518）国民政府的这一发扬中国“本位文化”之政治导向，促使了“国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最早倡“国山”之议者为教育学家、时任泰山天书观师范讲习所校长的徐芝房（守揆）先生。徐守揆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对东西方哲学、文化深有心得，著有《中国社会问题探源》、《中国现代教育问题》等书。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起，徐氏主持泰安师范讲习所，在校内设立泰山文献征集室，注重对泰山文化的弘扬与研究。同时徐氏受梁漱溟“乡建”学派的影响，主张沟通东西文化——弘扬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认取西洋的科学技术，以期辟创一个民主、自由的人类社会。本着这一认识，徐守揆力主“应当保持我们中国文化独立的尊严”，进而推举民族文化之象征，用以弘扬中国文化之精神。徐守揆对中国文化的评价，集中体现在其《泰山天书观师范讲习所教学大纲》之“前辞”云：
“夫我中华民族，立国东亚，具有五千年之历史，为世界文明之先进。其土地之广袤，纵横各万馀里；人口四万万众，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境内高山连绵，巨川纵横，名湖交错，良田罗列，高原瀚海势成天然之边圉；其气候之寒暖，物产之丰富，风俗之淳厚，无不因地适宜。至于政教礼乐车服宫室，已于三千年前灿然大备。其间圣贤忠烈俊义豪杰代不乏人，流芳馀韵，争光日月，六艺百工之完美，可包罗万象；史册典籍之博奥，更浩如烟海，虽有大智慧者再生不能竟是学。是故道德之博大，政教之修明，文化之充实，民情之淳厚，衡之世界上各大邦，未有堪与吾族可比拟者也。
“吾族方域人民历史政教制度文化既如此其盛，风化所被如春风雨露沾彼草木，莫不条达畅茂。是故蛮貊向化，异族景从，虽时有盛衰，然例作领袖，如大地之不可易位也。
“及至新世纪来临，中西交通之后当道昧于权变措置失宜，以致政治外交，常受挫折。海内志士，愤起图强，变法之说，应运而起。或主缓变或主急进，守旧维新，各执一是。譬犹群舟，猬集港内，忽东忽西，时进时退，此交彼撞，欲渡不能，求生不得；及至颠覆破碎，沉沦殆尽，犹复齗齗于混淆之是非未已。世衰运危，以致陷于扰攘混沌之途中大局日非，国民咸惑于浮浅之论，彼此自疑。其初也，自疑其军备制造之不精，继则自疑其政治之落伍，更乃自疑其国民之不肖，甚至自疑其文化程度之低微，一似吾族所有，无不居人之下，而自惭形秽者。呜呼！吾族之自信力乃若是，是吾族之本性丧失殆尽，无复当年之峥嵘气象矣。是诚不堪回首者也？
“自反之心若是矣，于是对于吾族所固有之政治与社会，咸弃之如粪土，认为无可发扬实施之必要。乃竭力提倡所谓西方文化者，标榜既树，全国上下人士，无不日日潜心西学，事事力仿欧化，搬运抄袭，宣传试验，不遗馀力。然后果所得，匪特成效毫无，且愈治愈乱，终至不可收拾，是故何哉？盖一国文化，譬犹一人精神，人之精神于有生以俱来，国之文化于开国而已俱。若舍个人之精神而效他人，将不啻为癫狂之徒。舍固有之文化。而效欧西，岂有不根本动摇者乎。善乎梁漱溟先生之言曰：‘方今之困难，皆自救之术失当有以致之’，良有以也。”
有鉴乎此，徐守揆认为当斯世界风云起伏之际，中国若想屹立不颓，首当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因之亟需推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物——“国山”，而统观域内名山名岳，只有泰山是中国国山的最佳山选。为此徐守揆撰辑为专书，申说此意，其时约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继之又由师范讲习所名义印行。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一月刊《泰山天书观师范讲习所教学大纲》附录《本所编印刊存目》载：“五、《定泰山为国山刍议》。”《大纲》未载出版时间，但依所载书目推考，列之《刍议》之前的《石徂俫先生集》、《泰山道里记》印行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苏格拉底自辩辞》印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则《刍议》亦当刊印于民国二十二、三年间。
《定泰山为国山刍议》原书今未见传本，徐氏所论，今已不能详知，但其整体精神，已见之于前引所作《大纲前辞》中。徐氏首次明确将泰山称为“国山”，首倡之功，在泰山文化史上实应予大书深刻。
徐守揆“国山之议”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时应济南齐鲁大学之聘，任齐大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任文学院文学教授（据甘海岚《老舍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国山”之议对老舍颇有触动。民国二十一年（1932），老舍写出新诗《救国难歌》，发表在当年12月出版的《论语》第六期上。诗前有序称：“……昨夜偶得一梦，梦见自来水笔生花，醒来决定成杰作一篇……。”诗中一段写到了定“泰岳为国山”，云：
我也曾赞助以梅为国花，
好去踏雪寻梅在沙漠大戈壁。
我也曾提倡东封泰岳为国山，
“泰山石敢当”，妈的，姜太公在这里！
可是望梅止渴总成空，
南天门上新鲜的不过是空气。
据研究老舍此诗盖“讽刺了那些在国难当头之时只说‘救国’的空话，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人”（《老舍年谱》），故笔触以幽默诙谐出之。但诗中明确写出“国山”一词，则说明了当时定泰山为“国山”之说确已深入人心。
民国二十五年（1936）五月立法院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拟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国民大会。徐芝房参加山东代表竞选，并拟以《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作为本届国大提案，提交大会审议。但因各省代表之选举未能及时办妥，不久发生“七七”事变，本届“国大”偃旗息鼓，徐氏“国山”提议而未能列入政府议案。此后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接连不断，“国山”之议遂被搁置。但“国山”概念的正式提出，却表明了民国时期国人对泰山的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和更加深入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