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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给官兵开的薪水，放在那个年代属于让人咋舌的那种。提督丁汝昌一年拿到手的钱，够普通农户家庭不吃不喝攒上八百年。但这支工资单堪称帝国天花板的舰队，最终在黄海全军覆没。
那么问题来了——钱给够了，人也是精英，为什么还是输了？
先说清楚李鸿章为什么要给这么高。他在章程里写过一句话，大意是：海军这事关乎国运，不能抠抠搜搜。这不是客气话，是被逼出来的现实。
懂近代海军的人，在那个年代是真的稀缺物种。福州船政学堂好不容易培养出一批留洋归来的高材生，南洋水师在抢，洋行在抢，外国商船队开的价也不低。李鸿章想把这批人留在北洋，就得拿出让人没法拒绝的数字。
丁汝昌作为水师提督，一年的合法收入超过八千两白银。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同一个品级的陆军提督，把俸禄和养廉银全加起来，也就两千出头。丁汝昌拿的是人家的三倍多。
往下看，主力舰管带邓世昌一年拿三千两出头，是一个七品知县年收入的三倍。知县已经是大多数读书人奋斗半辈子的终点线了。
更有意思的是底层。北洋水师最普通的一等水手，一个月能拿十两银子，而绿营里的普通兵，月饷只有一两上下，还经常被克扣得所剩无几。换句话说，北洋水师底层士兵的收入，是同期陆军的五倍到十倍。
但薪水只是开始。章程里设计了一整套配套福利，思路比薪水更超前。 官兵可以把家属接到基地住，住宅免租金，配套设施一并使用。官兵子弟优先进水师学堂读书，学费食宿全免，毕业后还能优先参军，等于给后代也铺好了路。
阵亡了怎么办？章程也写清楚了：一次性发两年全额薪俸作为抚恤，家属没有收入来源的，每个月还能领半份薪俸，一直领到子女成年。战场上受伤致残，水师终身供养。
这套制度设计搁现在看，某些细节比很多现代单位还到位。
当然，进这个单位也不是随便能进的。晚清的文盲率超过九成，光是识字这一条，就把绝大多数人挡在门外了。过了文化关，还要通过体能测试、游泳测试、专业考核，再经过三个月试用期才能正式入编。
军官层级就更严了，主力舰的管带基本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出来、又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过学的人，精通英文，能看懂全英文的舰船图纸。
进门难，门里的待遇也对得起这个门槛。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到1894年甲午开战，中间只有六年。这六年里，北洋水师一艘新舰也没加，一门新炮也没换。日本那边，每年造两艘主力舰，一刻没停。
这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有人把刀递给了对手。
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让北洋水师停止购买新式装备的那道命令，出自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之手。翁同龢为什么要这么做？得从几十年前说起。
他哥哥当年在安徽任上出了大事，曾国藩要整饬军纪，必须拿人开刀。替曾国藩起草弹劾奏折的，正是李鸿章。这道奏折文笔犀利，把翁同书写得毫无辩驳余地，最终流放西北。
他父亲见到儿子获罪，悲痛之下没多久就去世了。翁同龢记了李鸿章几十年的仇。 等到他坐上户部尚书的位子，掌握帝国的财政命脉，复仇的机会来了。
1891年，翁同龢上奏，以”海疆无事、经费紧张”为由，请求暂停向外国购买舰船武器。圣旨一下，北洋水师进入了漫长的装备冰封期。
与此同时，慈禧修颐和园的钱也在海军经费里挖。有据可查的数字是从1887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海军衙门陆续挪用了约七百多万两白银用于园子工程。
民间流传的”三千万两”说法其实是夸大了，但七百多万两这个数字，放在当时同样触目惊心。
更绝的是，日本那边每年的海军军费，是北洋水师的将近六倍。
钱的差距最终变成了装备的差距，装备的差距在战场上变成了生死的差距。定远舰八门主炮，打五个小时的仗，平均每门炮只有二十多发开花弹。弹药耗尽之后，只剩实心弹在打，打中了也只是穿个洞，没有爆炸效果。
而日本联合舰队用的速射炮，射速是北洋的近二十倍。同样打十分钟，日本能打出去的炮弹数量，是北洋的将近二十倍。
还有一个更荒诞的细节。北洋舰队用的是劣质煤，航速本就慢，还会冒出大量黑烟。开平煤矿那批优质的好煤去哪儿了？被矿务局主管以更高价格卖给了外国商人，其中一部分，就卖给了日本。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那天，北洋舰队提前半小时就被日方发现，烟的问题是原因之一，而那些看不见烟的日本军舰，烧的是部分来自中国的优质煤。
黄海海战打响之后，北洋水师的舰船一艘接一艘倒下去。但那些拿着顶格薪俸的管带们，没有一个人选择逃跑。
致远舰打到最后，炮弹耗尽，船身已经在倾斜了。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朝日本旗舰吉野号冲过去，打算用船体撞沉对方。冲锋途中被鱼雷击中，邓世昌落入海中。
他的随从把救生圈扔过来，他推开了。他养的那条爱犬，名字叫太阳，游过来，咬住他的衣袖想把他拉走。邓世昌把狗按进水里，自己也沉了下去。他四十五岁。
经远舰管带林永升，以一艘船对四艘日舰，打到后来中弹当场牺牲，时年四十一岁。全舰两百多人，活下来的不到二十个。
黄海海战结束后，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威海之战拖了将近两个月，局面越来越绝望。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因为舰船触礁服毒自尽，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亲手炸沉了自己在德国监造、开着七八年的旗舰，随后同样服毒。
提督丁汝昌，日军给他开条件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拒绝了，说自己只有一死可以尽职。最后在弹尽粮绝、部分下属已在谋求投降的绝境中，吞鸦片自尽。死前他把提督印截角作废，不让它落入别人手里。时年五十九岁。
镇远舰代理管带杨用霖，被推举去跟日军谈判，他也拒绝了，背了一句文天祥的诗，用手枪自尽，四十一岁。
从黄海到威海卫，北洋水师的高级将领，几乎全部以死殉职，没有一个人主动向日本人屈膝。
但这个国家给他们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屈辱。 丁汝昌死后，朝廷下令抄其家产，让他穿着囚服入棺，用三根铁链锁住棺椁，整整十年不许下葬。言官们争相弹劾，将甲午战败的罪名往他身上压。
一个国家，给了这批人有史以来最完善的职业保障；同一个国家，在这批人用尽最后一口气之后，给了他们最肮脏的身后名。
北洋水师的故事，说到底不是一支海军的故事，是一套好制度被蛀空之后，那群被制度选出来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做了最后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