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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九一八事变的责任主体被公认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为首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他们是事变的直接策划者；第二类是蒋介石、张学良等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其推行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128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3000多万同胞沦为亡国奴；第三类是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甘心附逆的汉奸，沦为日本侵略者的爪牙。
张作相（1881—1949）是奉系军阀核心元老，人称“辅帅”。作为张作霖的结拜兄弟，他最大的特质是“有权无欲”，多次主动让贤，避免奉系内部纷争。皇姑屯事件后，他本是最有资格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人选，却坚决辞让，全力拥戴张学良上位，保障了东北政权平稳过渡。郭松龄反奉失败后，面对 “清洗余党” 的呼声，他痛哭力谏 “要杀先杀我”，保全大批奉系骨干，维护了集团团结。
全面抗战期间，他屡次拒绝伪满洲国与华北伪政权的拉拢，日寇恼羞成怒，竟炸毁其父坟墓。1949 年张作相病逝，周恩来得知后深感惋惜：“老先生怎么故去了，我们还要请老先生出来一起工作呢。”历史评价普遍将他视为“旧军阀中的异类”：虽出身绿林，却为人忠厚、顾全大局，在民族气节与地方建设上颇有建树，是奉系内部的“粘合剂”与“忠厚长者”。
这样一位私德忠厚、素有威望、坚守民族气节的“辅帅”，为何会被视为九一八事变的隐形责任人？其实这并非否定其为人与民族立场，而是从东北军政职守、危机应对、全局责任的角度，审视其在关键节点的失职行为，二者分属不同评价维度，并不矛盾。东北易帜后，张作相出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吉林省保安司令兼省长、国民政府委员，是名副其实的东北军二号人物。1929 年中东路事件中，他曾对张学良坦言：“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打得胜。”这番话看似老成持重，实则在行动上处处掣肘：作为吉林最高军政长官，他不仅拒绝出动主力，还极力排斥张学良派往吉林密山、同江一线的王树常部，担忧对方 “鸠占鹊巢”。这种浓厚的地盘意识，致使吉林方向作战消极，严重削弱东北军整体战力。
同期中原大战中，阎锡山的结拜兄弟徐永昌也曾苦劝阎锡山勿与冯玉祥联合反蒋，阎锡山执意不听，徐永昌仍出于私情受命指挥陇海线军事指挥；战后阎锡山出走大连，徐永昌主持晋绥两省政务，后续还为阎锡山复出积极奔走。中东路事件与中原大战，在战略判断上并无本质区别，均是胜算有限的冒险之举。但中东路事件的特殊性在于对手是苏联，战败不仅意味着军事失利，更可能造成主权与领土的长期损失。在此背景下，张作相仍以地方利益为先、消极执行整体战略，其行为已超出“审慎”范畴，属于将国家安全问题地方化处置。从国家整体利益考量，他的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
对外战事中，历史评价从不苛求 “必胜”，但至少要求 “尽责”。张作相的问题，不在于对战争前景的悲观判断，而在于执行层面刻意保留实力、甚至暗中掣肘。这种“名义服从、实际消极”的落差，并非单纯谨慎，而是直接削弱了整体御敌能力。相较于“力战而败”，这种“未战先退”的做法，在道义层面更难被接受。
1931年春夏，东北已成为危如累卵的“火药桶”，吉林局势尤为紧张，万宝山事件在此背景下爆发。此次事件是日本精心策划的挑衅，意在试探中国反应、煽动朝鲜排华情绪，是大战爆发前的重要信号。张作相身为吉林省最高军政长官，负有直接处置与上报的职责。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收录了万宝山事件当事村民 1931 年 5 月 27 日、7 月 27 日发给张作相的两封电报。但他未能洞察事件 “大战前哨” 的本质，未向张学良及全国发出危机预警，结合后续中村事件，其行为尽显战略短视。
更令人费解的是，万宝山事件尚未妥善解决，张作相竟返回锦州老家奔丧。忠孝两难是国人自古面临的伦理困境，但近代以来，国难当头以忠为先、暂缓奔丧的军政人物比比皆是，岳飞、张居正，乃至近代薛岳、孙蔚如、马本斋等，均是如此。张作相不仅回乡奔丧，葬礼规模极为铺张。据其亲属胡震回忆，丧事“十分隆重”，灵柩在锦州小岭子张公馆停灵四十九天；仅荐任官以上赴吊者就有数百人，常驻治丧人员上千人，亲友宾客总计三四千人；锦州全城旅店、饭庄被全部包下，当地最大饭庄“万顺楼” 停止对外营业，专门承办张家宴席，宴席分燕窝、鱼翅、海参等四等六种，负责接待的 “知客” 多达五六十人。国难当头如此铺张，实在愧对东北父老。
据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回忆，张学良曾专门催促张作相。9月14 日，李济川奉召前往锦州，告知张作相：“多门师团部队已开至南站，日本在乡军人悉数配发武器，战火一触即发。”张作相随即让李济川即刻赴北平，请示张学良“究竟是准备抵抗，还是屈膝求和”。
9月15日上午8时，李济川赶赴北平协和医院面见张学良，张学良表示：“我因病头脑不清、精神不佳，前几日荣参谋长来报，我已告知他，东北大事由辅帅、臧主席、荣参谋长三人酌情处理；重要问题依靠中央，不可单独对外…… 请辅帅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务。”当日深夜12时，李济川赶回锦州传达指令，张作相回应：“京津方面安福系人士前来吊唁者众多，等他们明后天离去，我即刻回沈阳。”但从历史结果来看，张作相最终并未返回沈阳。即便张作相提前返沈未必能改变不抵抗的结局，但至少能保证吉林军政中枢在事变当夜有人负责决策、有人组织接应、有人向南京和北平传递实时军情—而这些”有人”，恰恰是九一八当夜吉林方面最匮乏的。
张作相与多数东北军高级将领一样，不相信日本会悍然吞并东北，认为效仿皇姑屯事件后的沉着应对，便可依托“国联”遏制日本，避免事态扩大、迫使日军撤兵。据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回忆，锦州失陷前，他借吊丧之机询问张作相局势，张作相颇为笃定地说：“日本无论如何吞不下东北，东北总归是我们的，大家不必担心。”
9月27日，张学良下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与辽宁省政府，委任张作相代理边防司令官、米春霖代理省政府主席。受限于现存史料，张作相是否接受此项任命已无法确证，其是否参与锦州之战亦无明确记载可考。但结合现有史料推断，张作相大概率在锦州之战爆发前已前往北平。张学良曾转请南京政府，委任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以维系东北局势，并指定北平西交民巷前高等法院旧址为长官公署办公地。张作相以东北边防机构在北平虚设为耻，坚决辞而不就。
究其深层原因，是其风险规避心态与旧式军阀权力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他看来，东北既已沦陷，在关内设立“边防司令”一职无实际兵权支撑，权责严重失衡，徒担风险却无实权，因此抵触这一安排、刻意回避高风险职责。但从全局局势看，这一核心职能并不会因他的拒绝而消失，东北军残部亟待统一整合与权威协调，他的拒不承担，客观上迟滞了残部整合进程。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他将个人名节与风险规避置于组织需求与国家利益之上，造成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
综合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行为来看，张作相的选择并非单纯的个人抉择，而是典型的旧式军阀风险应对逻辑：在局势未明时，以回避责任、切割风险的方式保全自身地位与声誉，不愿为上级决策承担实质责任。中东路事件中，他的消极配合超出正常劝谏边界，尽显地方本位倾向；万宝山、中村等事件接连发生时，他未能将局部冲突上升到国家危机层面认知，战略判断严重滞后；事变爆发前夕，他又将私人事务置于公务之上，造成吉林军政指挥中枢阶段性缺位，进一步削弱地方应急能力。
从结果来看，这种以风险规避为核心的行为模式，加剧了东北军的离散化，导致原有指挥体系难以有效运转。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吉林迅速失守，虽由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但张作相在关键节点的缺位与消极应对，无疑放大了东北军政体系的整体性失效。张作相的问题并非人格缺陷或民族失节，而是典型的旧式军阀地方本位与风险规避思维：他在私德上忠厚顾全、在民族立场上坚守底线，但在东北面临存亡危机的关键阶段，未能跳出地方利益、回避核心责任、贻误处置时机。这种履职层面的消极与缺位，虽非事变发生的主因，也无法改变日本侵华与不抵抗政策的核心走向，却放大了东北军政体系的运转失灵，成为吉林迅速沦陷的隐性推手。这也正是其作为“隐形责任人”的核心所在—气节无亏，职守有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