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研究2025年3月31日 00:00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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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世界范围内翻译学科发展迅猛，各种理论建构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场景发力，出现了新论新理迭出的局面。面对翻译理论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本文尝试从以下若干研究领域来探讨翻译研究的发展动态：翻译理论研究与跨学科的关系、实证方法与过程研究、翻译理论研究与人工智能的融合、翻译史与翻译理论的交叉研究、视听翻译研究、中国翻译研究的主题国际化与国际对话等，去把握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特征并测探其存在的问题。最后，作者结合国际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对当前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从中西比较视域进行了反思。
1. 引言
当前国际翻译理论处于什么发展阶段？怎么把握当代国际翻译理论研究的特征并测探其存在的问题？如何从国际翻译理论研究的视角去看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国际化？在探讨当前翻译研究发展趋势时，我们需要有一个总体发展观、历史观和问题意识。只有认清目前的现状和发展短板，才有利于借鉴他山之石，提升我国当前的翻译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促进翻译学科发展，以实现中国译学理论的自主创新。
希腊语thoeria作为“理论”的本义指“观看”“观赏”，后来逐渐演变为对事物本质和原理的系统性认识，或“理论”指系统整理、解释特定领域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推而言之，翻译理论就是探求翻译活动运行的规律及深层次的问题（问题研究是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解释、推理或预测结果并形成逻辑建构。斯坦纳（Steiner 1975:293）提出以解释学的方式，来建构一个“意义交换”的操作模式，以研究不同语言之间信息发送和接受的语际交换范式。由此看来，翻译理论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意义交换”，亦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本体问题。
如果我们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来看翻译研究，是否把翻译理论分为元翻译理论、一般翻译理论和专门翻译理论三种类型。元翻译理论研究主要涉及纯翻译理论研究和形而上的翻译思考，给翻译理论研究提供导向性方向；一般翻译理论则探究的是双语转换的一般规律包括具体个案研究，从翻译现象中提升规律，或者是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专门翻译理论则主要研究应用翻译理论和某一专门领域的翻译理论。当前，世界范围内翻译学科发展迅猛，各种理论建构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场景发力，出现了新论新理迭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具体而言，国际译学在以下六个领域呈现了若干发展特征，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 翻译理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的融合越来越密切
西方翻译理论的建构从一开始就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回顾其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翻译理论脱胎于古典语文学、修辞学、神学和解释学。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列奥多·布鲁尼是第一位致力于科学研究翻译艺术的现代思想家”（Ricoeur,2006:xiii），其《论正确的翻译方法》（1492）是较早从人文主义角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18世纪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1790）从语文学角度总结了翻译理论的三原则。直到19世纪，施莱尔马赫《论翻译的不同方法》（1813）从神学和解释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理论。进入20世纪，费道罗夫《翻译理论概要》（1953）、乔治·穆南《翻译的理论问题》（1963）是较早运用文学原理来探讨翻译理论的学者。尤金·奈达《翻译科学探索》（1964）从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出发，深度研究翻译理论。易言之，费道罗夫、穆南和奈达是当代翻译理论的开拓者。可以看出，就跨学科的特征而言，从一开始西方翻译理论主要依赖修辞学、神学、解释学和语言学等作为其跨学科的理论基础，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和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解释力，彰显了中西翻译理论方法论路径差异性。
总体而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继承了这种跨学科的基因，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结合越来越深入。当代的文化翻译研究、社会翻译学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就因为借鉴了多学科资源。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与批评理论的结合，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的翻译理论与文化理论的结合，赫曼斯的翻译理论与解释学理论的结合，沃尔夫等人的翻译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纷纷从跨学科的角度切入翻译理论，涉及与权力话语、意识形态、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的融合。上述研究从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理论视角出发，将翻译研究从“内部研究”拓展到“外部研究”，从本体研究拓展到跨学科研究，丰富了方法和视野。翻译理论研究的关键词隐身、赞助人、意识形态、操纵、惯习等的高频使用，出现了引用激增律的增长。正是由于翻译理论研究借鉴了大量有益的他者理论，为当代翻译理论夯实了理论基础，使之从单一语言基础走向了跨学科的系统研究，从微观走向了宏观，从表层走向了深度，从传统走向了现代。
翻译理论边界扩大的同时，亦形成了新的悖论。目前，西方这种跨学科的态势和边界还在不断扩大。但问题是，由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所涉及的面越来越宽泛，从而越来越脱离翻译研究的本体。有不少研究甚至以跨学科理论之名切入翻译，但实际上未触及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即斯坦纳所说的“意义交换”的本质问题。一方面，西方的跨学科翻译理论存在“两张皮“”现象，从表层上比附两个学科的相似性如模因论等；另一方面，套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术语，加上有些概念术语晦涩难懂，对翻译研究缺乏适用性或解释力。所谓的“离心式”翻译研究涉及的不是本学科与外部学科的交叉问题，而是关于其他学科的文献综述史或与翻译研究的本质问题相关性不密切。实际上，这类研究无助于解决翻译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亦无助于将理论规范和系统化。
无论如何，跨学科知识对于翻译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剧增，它激活了传统翻译研究。应该肯定，翻译的跨学科方法具有其开拓性和开放性。但在经历过文化转向、社会学转向、认知转向和“不停转向”（Turn-Turn）之后，应该从跨学科的零散性转向聚焦翻译本体和本质问题的研究。质言之，翻译研究应该实现“自身转向”，即聚焦翻译研究的核心实质问题，尤其是围绕“意义交换”为本体展开研究，或者探讨与之相关联的深层次的语言问题和哲学问题，使翻译理论研究具有学科的自主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翻译学作为具有包容性的人文学科，在思考理论问题深度时，应与其它成熟学科一样，通过聚焦本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生产出可资其它学科借鉴的专业知识，形成系统的、自主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一味依赖其它学科的资源来延续自身的生命。
3. 实证研究和过程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当前的国际翻译理论研究，不少研究者倾向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解释翻译现象，或进行理论分析，或用其验证假设。近二十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在运用翻译语料库、问卷调查等手段对翻译文本进行量化分析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自自贝克（，Baker，1995）和奥罗汉（M.Olohan，2004）等人提倡运用翻译语料库技术设计、采集、分析语料的方法来研究翻译以来，在国际上得到积极的响应。西方学者对译者、文本、读者等进行量化分析，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方法，为理论模型建构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尤其是在利用大型语料库来进行双语或多语翻译研究方面，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方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计算机技术结合而兴起的双语平行语料库建设，则为语言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学、词典编纂和跨语言信息检索等提供了平台，同时还可用来考察和验证基于单语语料库或基于直觉提出的假设，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王克非等，2020:3）
毋庸置疑，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通过采用语料库方法大大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可操作性、分析模式的有效性和研究平台的科学性，提高了研究的可信度。但需要反思的是，当定量分析成为一种必然的时候，部分理论研究纯粹为了提取数据而收集数据。部分西方翻译研究呈现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特征。在分析过程中为了追求定量数据，分析中只有分析过程和描述过程，缺乏观点鲜明的判断和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方法论上只追求实证的“程序公正”，不追求批判性观点的表达。从所提取的分析数据中所建构的有效翻译模式，不太具有适用性。此外，部分研究由于定量范围缺乏代表性，模型应用缺乏普遍性。从量化分析中提取、归纳出一般的翻译理论，或总结出有价值的翻译解释模式，仍然不具有典型性。
翻译与语言心智的复杂关联性就在于如何揭示翻译的过程。涉及西方的翻译过程研究（TPR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早期巴黎释意派开启了翻译过程研究的先河。英国人贝尔在《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1985）中尝试结合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及心理学等学科，系统切入翻译的微观过程，给国际翻译研究吹来一股清风。威尔斯《翻译学：问题与方法》（1982）提出用实证过程研究行为是翻译研究的重点。西瑞夫和安吉龙（G.Shreve & E. Angelone)主编《翻译与认知》（2010）系统研究了翻译与认知的因果关联。格特《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2000）另辟蹊径，将翻译的认知研究与关联理论结合起来，以演绎法推理了翻译的认知过程。欧布莱恩《翻译认知探索》（2011）突出翻译过程研究的密切关联。上述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构建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实证模式或推理模式。不仅如此，近期国际翻译的过程研究通过借用哲学和心理学中的4E认知理论（Embodied，Embedded, Enacted, Extended），打破了身心“二元论”，突出了认知能力与认知环境的互动，将翻译研究朝着身体、环境、行动和社会的维度推进了一大步。除了“体知”（Knowing by Doing）之外，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第五个E,即“情知”（Emotional Cognition ）,强调情绪与认知的形塑作用。李德凤《翻译研究的认知过程与拓展》(Researching Cognitive Process of Translation，2019)以及谭业升《翻译认知过程研究》（2020），对国内外过程研究和认知研究的现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对其研究的理论、方法等前沿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展示了其与国际过程研究的对话和交流。
随着人工智能、心理学及医学技术的发展，过程研究日益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口译笔译理论建构中，过程研究描述了译者的生理和心理过程，借助现代化实验工具，揭示了部分黑匣子难题。尤其是有声思维、键盘记录、眼动仪、核磁共振等，进一步解释了翻译思维的认知现象及其功能。此外涉及认知，最近国外有学者从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角度，探讨其它生物植物的信息交换或翻译，值得关注。
国际上，翻译过程研究（TPR）正如火如荼。但问题是，如何结合过程研究与文本研究？如何建构大型认知数据分析模型，增强其可验证性及有效性？翻译过程研究如何考虑认知接受端的认知效果？以实验为中心的认知研究，强调数据和实验图像，是否会影响翻译研究的批判性能力和反思能力？翻译的过程研究是一个系统、完整的过程，译者的心理体验和心理行为具有控制小组的特征，在个体认知与群体文化之间如何实现其逻辑自洽？如何通过“文化模式”予以验证？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作为一种设想，在实证研究和宏观翻译理论研究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中层理论”。翻译的过程研究作为一种微观理论或方法，试图解释的是译者的心理行为，或小群体的行为与环境的互动理论，这种微观方法通常涉及到具体的译者认知细节观念。“中层理论”通过链接个体能力、行为的认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通过整合和蒸馏相关的文献、数据、经验或观察，从而提出一个可以预测翻译行为或现象或问题的理论框架。如此，认知与文化或社会之间的解释力就能较好地实现自洽。
4. 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人工智能因素成为国际热点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翻译的效率、优化了双语转换能力。在翻译实践和翻译行业中，译后编辑、人工智能翻译等手段已非常流行。国际上出版了不少探索翻译理论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的文献，且已有Digital Translation英文期刊。克罗宁《数字时代的翻译》（2013）即是西方较早从数字人文角度研究翻译的代表性力作。的确，人工智能翻译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值得思考。以人工智能来驱动翻译理论建设，打造翻译新模型和新生态，赋能翻译教育，成为当下的国际前沿热点话题。不仅如此，近年来数字人文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应用将错综复杂的知识体系转化为计算模型，开放有效的语言来概念化翻译现象，重塑了翻译阐释框架，形成了翻译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新的研究方向。
面对新的事物，翻译研究如何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福音与挑战。毫无疑问，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将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另一方面，翻译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阐释性、创造性的活动。韦努蒂在其新著《反对工具主义：翻译论争》（Contra Instrumentalism: A Translation Polemic， 2019）中提出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二种截然不同的范式：解释学方法论和工具主义方法论。韦努蒂反对工具主义方法论将翻译看作是超越时空的“不变的常量”进行再生产，即机械的语言转换不是翻译的规律。美国学者阿罗约也探讨了“虚拟译者”中的技术翻译问题。上述理论研究体现了翻译的人文主义学派对“工具主义”翻译的担忧，同时提醒人们对机器翻译应保持一分清醒和警惕。
全球翻译理论界亟需对技术的冲击，做出理论回应。传统的翻译理论能否解释我们所面临的新问题？如何适应从计算机辅助到人机相互赋能？翻译理论必须面对人工智能翻译与文化理解的问题，人工智能与复杂文本的处理问题，人工智能翻译与翻译主体性问题，以及翻译伦理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翻译有了具身性以后，到底谁是翻译的主体？怎么判定译后编辑的文本的知识产权？“面对新问题，新局面，除了传统的译者伦理、职业伦理研究之外，智能翻译伦理的研究也成为全新的思考课题。”（刘军平，2023：27）如何协调人、技术及社会之间的翻译伦理问题？不仅涉及到翻译技术问题，而且还涉及到科技哲学问题。从宏观上来看，人工智能所触及的亦是科学与人文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研究新的现象，总结新的翻译规律，建构AI背景下全新的翻译理论，亦实现人机交互理论的协同创新。
质言之，“具身主体”或“具身智能”相对于翻译主体性研究而言是一个新颖的课题。未来的译者主体不一定是单纯的生物主体，也可能由碳基和硅基共同组成。显而易见，翻译主体的变化、脑机合一（BCI）、神经机器翻译及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将成为最前沿的研究动态。未来的翻译是否成为人机交互信息转换中心？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界限在哪里，如何评价其成果，界定其知识产权？这些不能简单地归纳为译后编辑或翻译评价问题。“由于机器可以处理海量数据，且智能学习的效率很高，反过来要求人类不断生产数据，分享信息，人类最终可能‘误入’万维网编织的信息尘网之中，从而超越了人类心智的理解和可控之中。”（刘军平，2023：28）因此，突出“人主机辅”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翻译中的科技伦理越来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从跨学科、复杂系统角度，才能全面系统认识人工智能时代翻译的本质和现象。
5. 翻译理论与翻译史的交叉，成为国际翻译研究的新方法
翻译史研究是当前国际翻译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显而易见，翻译史研究与翻译理论研究是翻译学的二大主干构成部分。翻译史研究一般涉及翻译方法、翻译史料史以及翻译理论史。 国际翻译史研究与翻译理论研究与国内的研究究竟有何区别？究竟如何处理翻译史与翻译理论的关系？上述问题涉及到翻译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外翻译史研究大致分为：论从史出、以论带史或史论结合的模式。翻译史料的编纂并不等于翻译史的全部，欲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必然诉诸于史论关系，必然综观译才、译史和译识之长。
翻译研究中如何处理史实与史论的关系，也是翻译史书写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外翻译史学界关注的重心。从史与论的观察和比较角度，我们也看出当代中西翻译史撰写的差异性和不足。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中国翻译史研究就出版了280多部著述（穆雷，2021：250-266）。盛世修史的说法从中可见一斑。事实上，中国当代翻译史研究长期以来受《春秋左传》和《史记》二种编写模式的影响。前者是编年体，后者是记传体。编年体突出时间线索在历史撰写的作用，而记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事件。它的突出特点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将记言和记事糅合在一起。翻译史的研究范式偶或有二者的结合。国内翻译史研究大多沿袭的是记录翻译的生平、总结其翻译话语等。通过文献实录法，记载翻译家生平活动、译著语言风格特点及翻译贡献。大部分国内翻译史研究走的是以“以史带论”和“论从史出”的路径，呈现的是“史”优先于“论”，述录优先于观点的特征。就翻译编集而言，注重翻译考古学的文献整理和散论篑集，亦是以历史时间的发展为线索。这种模式突出的是译才和译实，忽略了译识。
相对比，在史论关系上，当代西方翻译史的撰写大多不太关注线性时间和历史事件的罗列，更注重对事件的观察和理论观点的阐明，秉承的是以“以论带史”或“史论融合”的模式。 例如，斯坦纳《通天塔》和韦努蒂《译者的隐身：翻译史》兼顾翻译史和翻译论的二面，在叙史的同时，更侧重于理论观点的创新。皮姆《翻译史方法论》是以史论结合的典型。其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颇大，突出社会环境因素对翻译包括译者的影响。 “易言之，翻译史应该研究社会动因问题。”（Pym, 1998:xxiii） 译史研究应注重社会环境是皮氏提出的翻译史研究的首要原则，并不是像国内部分学者理解的仅突出译者中心。要之，“史论兼综”已成为国际译学的一个特征。
对比国际上翻译史研究，我们需要反思当代国内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二分的做法。从融贯二者的角度，审视传统翻译史的撰写方法，关注二者密切有机的互动，突出史学撰写的复杂性和促成翻译活动形成的社会性。在充分借鉴国际史学研究的最新方法和成果基础上，中国翻译史撰写应正视其存在的不足，改变一以贯之的翻译史撰写的时间线性撰写方法。质言之，翻译史研究作为翻译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方法论上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翻译史研究不仅是还原历史事实，关注翻译译者、动机、语境，更应该重视翻译的历史、社会问题等维度，注重批判性思维，把握整体史观。
6. 视听翻译文本成为发文量最大的类型文本
在多去的二十多年间，在国际翻译领域出现了一个迅猛发展的研究方向——视听翻译（AVT）。根据《劳特利奇翻译研究百科词典》的定义：“视听翻译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涉及到将多模态、多媒体文本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或文化。”（Baker & Saldanha，2009:13） 事实上，视听翻译涉及到一系列语言符号学、视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的资源、节点和技术手段，包括翻译应关注的文本、影像、音乐、符号、色彩、时间、空间、体裁、受众等诸多因素。
印刷文本（paper-oriented）、视觉文本（visual-oriented）、媒介文本（media-oriented）与视听文本（audio-visual）及多模态文本（multi-modal）等文本之间存在着演进的复杂关系。视听翻译所涉及的翻译教学、社会应用、影视翻译、传播场景等，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国际翻译研究的地貌。当前的游戏本地化、无障碍传播、新型媒体形式等，纷纷进入翻译行业和翻译研究领域。视听翻译作为新媒体的一种形态，形成了崭新的翻译模态，触发了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热点。当前的国际翻译研究纷纷从文本类型、翻译活动、媒介传播、文化互动、认知心理、艺术审美等不同视角，探讨视听文本的理论特征和功能，提炼其基本原理和特征。
视听文本具有新媒体文本的某些特点，与传统的文本类型划分有所不同。目的论学派的赖斯把翻译文本分为，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操作型文本和混合型文本四类（Nord,1997：37-38）。20世纪70年代，目的论学派曾提出过听觉-媒介文本（audio-media），但后来放弃了这种分类。显然，视听文本作为近年来新出现的文本类型，主要包括戏剧文学类、新闻宣传类、儿童片、游戏本土化等，涉及不同的模态和翻译功能，涵盖了无障碍翻译、口述影像、转写、重置、转译、实时字幕、人工智能配音和机器口译等翻译模态。当前国际上以新媒体形式出现的短视频平台如Tik Tok的即时翻译，互动剧的多路径翻译等，正以一种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呈现。无论如何，视听翻译实践涉及翻译过程、译制模式、译制系统等需要专门的知识，其理论探讨的内容涉及其译制模式、译制系统、翻译策略、文化美学及多模态理论。换言之，多模态翻译中不同模态文本的翻译标准、翻译形式、呈现内容、接受效果等，需要从新的语境系统中运用新的理论予以分别考察和分析。
近年来,国际上出版了一系列比较有代表性的视听翻译教材和著述。主要有：欧立欧（Pilar Orero）《视听专题研究》（2004）、辛塔斯和拉玛尔(Jorge Diaz Cintas & Aline Remael)《视听翻译中的字幕翻译》（2007）、查姆（Frederic Chaume）《视听配音翻译》（2020）、路易斯（Perez-Gonzalez Luis） 《视听翻译理论、方法与问题》（2014） 、乔万尼和甘比尔《接受研究与视听翻译》（2018）、维斯布洛德和科恩（Weissbrod R & Kohn A.）《多模态视角下的视觉翻译》（2019）等。中国学者麻争旗《译制艺术导论》（2020）也代表了中国领军学者从译制视角探讨视听翻译的特色研究。此外，欧洲影视翻译协会（ESIST）出版的《视听翻译研究》（JAT）的会刊，专门致力于视听翻译研究。中国译协于2023年专门成立了影视译制委员会，说明了国内外翻译界对视听翻译的高度重视。
相对比文本翻译研究，多模态的视听文本由于其声光电的因素，与传统文本区别性特征较大，需要专门的理论研究。近期，有关视听翻译、多模态翻译研究的论文在国际期刊发文量中占比非常大。作为一种受技术媒介影响的文本类型，其理论发展尚处于成长阶段。当前的有关研究仅关注个案研究或媒介的表层影响，其依据的理论有待深化和建构。此外，由于视听文本的流动性和瞬时性特征，语料的选取随意性较大，呈现方式和来源不一，缺乏相对确定性，其文本的权威性也受到质疑。有关视听翻译的支撑基础理论和系统性相关研究还比较弱。有鉴于此，需要运用语言学、翻译学、新闻传播学、戏剧影视学以及译制理论等多学科的资源方面，进一步深化视听翻译的理论基础，凸显文字、图像、声音等多模态符号互动的特征。
7. 中国翻译研究的主题国际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作为国际翻译研究的重要场景，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打造了译学话语自主权，凝练了国际传播模式，越来越引起国际翻译学界的关注。同时，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撰文发声，聚焦中国翻译理论自主创新，针对现实，问题导向，取得了显著成果，正成为国际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一道靓丽的景观。
近年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许钧教授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1998）篑集了当今国内一批最活跃学者，对当代中国翻译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体现了新时期翻译理论的高度及理论建设的新成就。王克非等著的《中国英汉平行语料库研究》（2020）系统阐释大规模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建立、加工与应用，代表国际上该领域的领先水平。黄友义深耕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其《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不仅对国家翻译实践与国际传播进行了全面系统提炼和总结，体现了中国话语、中国实践与世界的对话，并且开创了国际传播话语理论研究的新局面。“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一种历史必然”（黄友义，2022：158）中国学者的国际视野和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译学的国际影响力。
当前，中国翻译理论界在理论研究、实践创新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翻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方面来探讨，充分彰显其无论在理论深度、实践规模，还是在知识话语创新方面，足以与国际翻译理论界并驾齐驱，在某些领域甚至领先于国际翻译理论界。近期，这类“体制性翻译”（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Koskinen,2008）研究成果日益增多，部分主题同时也成为国际翻译期刊发文的一个热点。这就说明中国学术研究正在针对需求，为“走出去”的翻译实践提供理论阐释和支撑，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一种新的知识话语。这亦说明翻译理论研究不仅是象牙塔的学术活动，而且可积极回应社会需求和锻造社会价值。从本土翻译现象中提炼话语规律，是当代中国翻译理论贡献给国际翻译界最具价值的理论，它推动了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热点研究及国际化主要涉及：时事话语翻译、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外译、中华学术外译等方面等。与体制性翻译相关的翻译活动，体现了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转变。这类理论研究涉及到翻译的社会功能，结合政治学、文艺美学、传播学、文化学、跨文化传播等领域，具有跨学科特点和本土特色。许多翻译选题紧密围绕国家翻译实践议题展开，在选题的多样性、翻译研究的问题维度，拓展了当代国际翻译理论的研究深度和宽度。基于本土实践的对外传播及翻译研究主题国际化，不仅有助于丰富西方翻译理论的话语体系，而且有利于促进国际上不同理论之间的对话，形成自主知识创新。与此同时，国际翻译研究也注意从中国传统译论中借鉴资源话语，如罗宾逊等研究关注中西比较研究，借鉴先秦哲学概念话语，融入中西比较理论之中。此外，在国际对话方面，本土翻译理论的学派创新也引起了国际译学界的关注，如生态翻译学、知识翻译学等本土理论学派成为当前国内外关注的热点，具有自主知识创新的理论价值。与此同时，一批中国学者尝试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翻译理论，锻造出一批本土概念范畴，并通过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译介，积极向国际学界传递中国翻译学者的理论观点，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理论向走向普世理论，在知识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在建构翻译理论和展开国际学术对话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避免从自我视角出发来评价翻译理论效果和传播效果。只有从他者的历史社会环境出发，研究翻译在传播中的受众和共情因素，才能鉴定出真正的传播效果；（2）从学理上看，需要用学术语言代替时政话语，用逻辑理性代替立场；（3）中国当代学派在创见理论学派时，应注意理论的历史传承和谱系渊源，避免成为无本之木；（4）理论创新时，要突出翻译的本体论地位，解决学科之间的“隔”和“不通”，解决翻译研究关切的核心问题，使其理论建构更有效性和普遍性。质言之，“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必须提炼出其中所隐含的普遍理论原则和问题意识的预设。”（刘军平，2019:6）
8. 结语: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译学理论自主创新
把握国际学术前沿动态，借鉴国际学术成果，是中国译学理论自主创新的必由之路。从1987年“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开始，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具有了明显的自我理论意识。经过多年的发展，本土理论研究引起了国际关注，形成了与国际对话的良好局面。当代翻译理论的学科自主性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寻找新的突破口，以引领未来的发展。
在我看来，对照国际翻译理论的发展走向，我们要从以下三个维度发力：
一是要强化学科本体意识和自主意识， 使其达到与其他人文学科同步发展的学术水平，以实现新时期翻译理论的转型、重建和突破。
二是要把本土翻译话语学术化和国际化，使之从非理性化到理性化，从一般闲谈到问题意识，从随意性到系统性，从封闭性到开放性，从单一范式到多元范式，最终走向全球普适理论。
三是要对照国际翻译理论研究的长处，我们应该关注当前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弱点，革故鼎新，坚持由个案研究逐渐转向综合研究，由文本研究转向翻译主体、译文文本和接受效果三结合的研究。同时，注重由微观研究转向微观和宏观并重的研究，由内部研究转向内部与外部研究互动，由单一视角的研究转向多维视角的研究。中国的翻译理论只有置放于全球视野之下加以探讨，走一种融通中西学术的途径，坚持借鉴和对话，才能凸显出其独特价值和普适价值。这是一个呼唤理论，产生理论的时代。我们需要守先待后，传承历史谱系，融通中外理论，凝练本土特质，为全球翻译理论创新贡献出中国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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