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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第一次走进博物馆，会下意识去看文物的“正脸”。人有正面照，碑有正面铭，连铜镜都有纹饰朝上的一面。可有意思的是，在甘肃博物馆里，这尊国宝级青铜马，最常被拍的，却永远是侧面。正面倒也不是不能看，只是每当有人把镜头对准它，笑声往往比快门先响起来。
被笑的这匹马，就是家喻户晓的“马踏飞燕”。
它出土时，只是雷台汉墓里一件不起眼的青铜器；几十年后，却被印上邮票、纪念币，甚至出现在身份证、防伪标识上。侧面英姿飒爽，正面略显憨态，这种反差感，反而暴露出它更深的一层意义：一件文物，从地下黑暗走到明亮展柜，再一步步被塑造成国家文化符号，这中间经历的不只是清洗、修复，还有命名、诠释和再创造。
一、从防空洞到雷台汉墓：一锹土挖出的“国宝”
1969年，甘肃武威郊外的一个村庄，为了修建防空洞，村民们在一片高地上挖土。铲子刚下去没多久，有人喊了一句：“不对劲，这里像是空的。”紧接着，土层塌落，青砖、木板和碎陶片露了出来。
“这可不像普通坟。”村里年纪大的老人看了看，提醒要赶紧报给公社和县里。
那时候，全国各地建设任务繁重，但对文物的重视，已经渐渐形成共识。武威县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很快联系了省里的文物、考古人员赶到现场。经过勘探，确认这里是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砖室墓，后来被命名为雷台汉墓。
发掘工作展开后，各类铜器、铁器、陶器接连出土，整座墓葬结构复杂，分层分室清晰，墓主人身份显然不一般。考古人员一边做记录，一边将清理出的器物编号、装箱。就在这当中，一件造型奇特的铜马，引起了注意。
这匹马体态修长，四蹄腾空，看上去正在疾驰，然而出土时它断了尾，脚下踩着一只小鸟的残片，鸟尾也已缺失。在满坑满地的青铜器里，它当时并没有立刻被视为“宝中之宝”，只是被归入铜器类，一同运往文物库房。
不得不说，这一幕挺有时代感：村民挖的是防空洞，考古队看的是墓葬整体格局，没有人想到，这只“缺尾马”和“残翅鸟”，会重新定义后来几代中国人对“汉代马”的想象。
二、东汉工匠的“算计”：一脚踏燕，三足凌空
等到这匹铜马在文物库中被仔细清理出来，真正细看的人，才意识到问题不简单。
它的体长大约40多厘米，高度和普通桌面上一个水壶差不多，但造型极大胆：三条腿完全脱离地面，只靠右后腿踏在一只飞鸟的翅膀上，整件器物就稳稳立住。乍看像要摔倒，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推测重心，都能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平衡感。
如果把这件作品拆解开来，会发现几个关键点。马的身体向前俯冲，头微微上扬，前腿高抬，后腿后蹬，尾巴略向一侧甩出，铜壁并不厚，却把奔腾的力量表现得很到位。它不像唐代陶马那样圆润饱满，也不同于战国青铜器那种肃杀劲儿，而是兼具速度感和轻盈感。
真正的巧思，落在那只小小的“飞燕”上。
飞燕的身体被设计成向前俯冲状，双翅上扬，尾部张开，恰好形成一个向上的支点。马蹄踩在翅膀上，看似轻轻一点，实际上，工匠通过对整体比例、铜质厚薄以及内部重心的控制，把重量恰到好处地压在支点上，使得马、燕、底座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体系。这不是简单的“雕得像”，而是对力学有相当直觉和经验积累的结果。
有学者曾做过测试，用现代仪器测量这件铜马的重心位置，发现正好落在飞燕支撑点附近的垂直线内。这说明东汉工匠在制作时，已经相当熟悉金属浇筑后的密度变化和受力情况，哪块该厚，哪块该薄，一点都不能随意。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观众站在展柜前，忍不住围着它转圈看，其实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去验证两千年前工匠的“算计”究竟有多准。
三、“郭先生，这马能站在鸟上？”——命名背后的眼光
铜马出土后，在甘肃文物系统内部已经被视为精品。1971年，相关部门决定在北京举办“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文物展览”，这件铜马自然被列入重要展品之一，随同其它文物一起北上。
展览布置时，有工作人员把铜马放在展柜内，只是简单立在底座上。有人好奇地试了一下，把马蹄挪到飞燕残片上，结果竟然稳稳当当。
“这东西有意思。”北京文化界、学界的人陆续来看展，议论声不少。有一次，一位学者半开玩笑问：“郭先生，这马竟然站在鸟上，不会倒吗？”
当时已经年逾七旬的郭沫若走近展柜，仔细看了许久，又让工作人员小心转了几个角度，反复观察。围在旁边的同行也凑上来，有人惊叹，有人怀疑，有人干脆掏出纸笔，照着轮廓勾画。
关于他当场的原话，各种回忆有差异，不便妄加引述。但可以确定的是，正是在那次展览后，这件铜马有了一个极易传播、寓意鲜明的名字——“马踏飞燕”。
命名，看似只是几笔字的问题，背后却是诠释权的集中体现。东汉工匠当然不会想到，自己铸造的一匹马，会在近两千年后，被一位现代学者赋予一个兼具诗意和象征意味的称呼。这四个字既点出了造型特点，又把“马”与“燕”的速度意象联系起来，很符合当时强调民族精神、民族自信的文化语境。
那一刻起，这件原本只是编号为某号的铜奔马，不再只是考古报告中的一行文字，而被推到了更醒目的位置。它从“文物”变成了“符号”。
四、“马”与“燕”：汉人的权力想象和速度崇拜
要读懂“马踏飞燕”的意味，绕不过汉代社会对马的看法。
东汉时期，北方边疆局势复杂，对战马的需求极大。良马不仅是军队战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史书里常有“千里马”“高头大马”等词，宫廷画匠也多以良马为题材，夸张其筋骨、鬃尾，借以表现主人的威严和气度。
这匹铜奔马，显然不是为普通人铸造。它的昂首姿态、飘动的鬃毛、飞扬的尾巴，透露着一种自上而下的自信。这样的造型，很难会放在一个地位低微者的墓中。雷台汉墓整体规格较高，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
再看脚下的“燕”。
这里的“飞燕”，并不能简单理解为现实中的燕子。一些研究者根据鸟的体型、翅形，认为更接近隼类或其他猛禽，但在后来的传播中，“燕”这个字因为更为人熟知，也更有诗意，逐渐占了上风。汉代文献中，善飞的鸟常常被用来比喻信使、速度，乃至某种凌空而起的力量。《汉书》中有“比翼鸟”“飞廉”等形象，都带有这种味道。
马代表地面速度，燕象征天空疾飞，把两者叠加在一起，就有了“地上最快”和“天上最快”的组合。工匠用一只鸟托起一匹马，并不只是巧思，更是一种带有夸饰意味的权力想象：脚下所踏，不仅是飞禽，也是风、也是险境。能在这种姿态中保持平衡的，只有绝对强健、绝对自信的存在。
有意思的是，从技术上讲，飞燕是支撑点，马是被支撑者，但在视觉语言里，人们只记住“马踏燕”，而不会说“燕托马”。强者的姿态，被自然地放大了。
五、侧面惊艳，正面“走样”？——造型与视觉习惯的错位
那为何如今很少有人愿意拍“马踏飞燕”的正面照？问题恰恰在于，工匠的设计目标，本来就不在“正脸”。
从展柜看，这件铜马最理想的观赏角度，是侧前方略微偏上的位置。这个角度能最大程度展现奔腾的动态：前腿高抬，胸部挺出，头部向前探出，鬃毛随着速度往后飞扬，嘴稍稍张开，似乎在嘶鸣。观众的视线，跟着马头指向的方向延伸出去，会自然而然产生“极快”的感觉。
可一旦移到正前方，一切都变了。
正面的鼻梁略宽，眼睛位置偏高，嘴角因为铜的收缩和岁月的磨损，呈现出一种略微上撇的状态。在强光照射下，阴影集中在鼻翼两侧，让整张“马脸”看起来有点憨，有点拙，少了侧面那种飒爽的线条感。
有游客调侃：“这马从正面看，跟脑子里想象的王者之姿有点对不上。”旁边的人一听，忍不住发笑，拿起手机拍下这一幕。工作人员见得多了，也只是笑一笑，不多解释。
其实，这种“落差感”并不难理解。
东汉工匠的目光，并没有顾及到21世纪观众绕着展柜360度拍照的习惯。在那时，这类青铜器更可能摆放在固定位置，例如堂屋、厅堂或墓室特定角落，观赏视角是被预设的——以侧面为主，略带一点斜角，就够了。只要在这个视角下好看、传神，就已经达到目的。
再加上铜器长期埋藏地下，受土壤酸碱度和压力影响，局部轻微变形在所难免。正面表情的些许“变形”，有可能部分源于后天因素，而非工匠原始设计。观众将现代审美标准套在一件东汉祭器或陈设器上，产生偏差，在所难免。
笑声背后，是不同历史语境之间的碰撞。
六、从展柜到邮票：一匹青铜马的“出圈之路”
命名之后，“马踏飞燕”的命运就不只属于博物馆，而走向了更大的舞台。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内精神动员方面，都需要鲜明、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能代表速度、昂扬气势，又具有古代文化底蕴的图案，自然成为设计者重点考虑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马踏飞燕”的形象被选中，先后进入了体育、旅游等领域的设计方案中。
1973年的一届亚洲运动会上，奖牌正面采用了这匹青铜马的形象。奔跑中的马，踏着展翅的飞燕，和运动场上的速度与拼搏相呼应。获奖者把奖牌握在手里，很容易把其与“东方古国的力量”联系到一起。
次年，1974年国际旅游年，一枚纪念币上同样印上了“马踏飞燕”。对外宣传资料中，这匹马被介绍为“体现古代中国高超艺术水平的青铜奔马”。自此之后，它不断出现在邮票、宣传画、画册中，逐渐占据了“典型中国形象”之一的席位。
后来，随着身份证、防伪标志的更新，这匹马以更隐秘的方式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有的身份证背后隐约可见它的轮廓，有的地方旅游标识直接用它作为标志。对于很多人来说，“马踏飞燕”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物，而是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的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符号化过程，也让关于它名字、寓意的讨论愈发多样。有学者从鸟的形态出发，提出它未必是燕，而可能是鸿雁、鹰隼等；有研究者从汉代神话图像入手，认为它可能承载了驱邪、引路的意义。还有人从命名史角度指出，“马踏飞燕”这个说法，实际上是现代重塑的产物，而非东汉同时期的称谓。
争论始终存在，但并没有阻碍它继续“出圈”。相反，讨论越多，说明它在当代文化中的存在感越强。
七、笑声与敬意并存：一件文物的多重面孔
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很少人拍它的正面照？
有一位观众与朋友在展厅里打趣：“你看侧面多精神，正面怎么像是跑累了，喘着气？”另一人笑说：“人家奔跑了两千年，累一点也正常。”几句话虽带调侃，却并非轻佻。反而隐约道出了这件文物的另一层面貌。
侧面，是被精心呈现的“理想形象”。它代表汉代匠人对力量、美感和速度的极致追求，也承载现代人对“飞驰向前”的想象。正面，则像许多伟岸形象背后那一瞬的松弛——线条没那么利落，比例略显尴尬，却格外真实。
一件文物在历史上的原始意义，与在今天的象征意义，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东汉墓室里，它也许只是墓主生前喜爱的陈设，或者一种对良马、对速度的向往；1970年代，被赋予“马踏飞燕”之名后，它又被推上了象征民族精神的高度；走进普通观众视野，那些因为角度问题产生的笑声，则让这个符号多了一点烟火味。
从防空洞边缘被挖出，到雷台汉墓身份确认；从库房中默默无闻的铜器，到北京展览上的焦点，再到奖牌、纪念币、身份证上的图案，“马踏飞燕”的故事，一步步走得并不张扬，却很扎实。
那条被很多人忽略的正面视角，也许并不完美，却提醒着观众：它首先是一件具体的文物，有重量、有磨损、有时代局限，其次才是被后人赋予各种意义的符号。笑过之后，若能多停留几秒，从不同角度再看一眼，大概就更接近这匹两千年前青铜马真正的全貌了。